我国省级分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对2008年-2016年28个省的居民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基于该数据使用门槛回归模型,来研究省级分部门杠杆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省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治理水平、金融规模、投资率、通胀率和城镇化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起到影响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从而各省不同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在不同省份、不同部门实施"去杠杆"政策的异质性经济效应。据此,建议各省结合本地实际的初始条件,因地制宜地发挥不同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各省均不应降低居民部门的杠杆,而"去杠杆"的重点应放在去低政府治理水平地区、或低金融规模地区、或低GDP增长地区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以及去低通胀地区的地方政府杠杆。

住户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成因及影响研究

2008年危机后的10年,全球家庭债务在增加,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从历史经验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住户部门加杠杆的过程,加杠杆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发展,杠杆率上升的速度比杠杆水平本身更为重要。我国的杠杆率目前属于中等水平,但动态攀升速度过快引起各方关注,上升原因包括本身的加杠杆空间以及宏观调控政策选择,较宽松的信贷政策对房贷市场的助推,以及更多融资途径提供的可能。快速攀升的杠杆率可能加剧房产泡沫,加剧财富分化以及对城市化进城的反作用,对消费增长也会形成一定的挤压。同时,居民储蓄意愿下降,负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过高,低收入群体高负债,都预示着潜在的偿债风险。

居民部门杠杆率影响因素及调控路径探析

本文以研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对象,在泰勒规则的基础上构建宏观政策--居民杠杆率拓展模型,考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对其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利率对居民杠杆率的发展变化没有直接影响或有较小的间接影响;土地财政依赖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土地财政依赖越高,居民杠杆率上升越快;加大房地产开发投资、抑制炒房属性的住宅商品房销售可以起到降低居民杠杆率的作用。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有效调控居民杠杆率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中国杠杆率水平的国际比较和走势分析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杠杆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自2015年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达到历史新高以来,各界对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杠杆率①数据开始格外关注。BIS从2013年3月开始按季度发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②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数据。4月30日,BIS公布全球4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2019年4季度总体和分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数据。通过对杠杆率的国别比较分析和近十年中国杠杆率走势和结构分析,我们得出总体杠杆率位列17,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列第8,居民杠杆率位列11(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时国家比较),政府部门杠杆率处于中等水平,中国总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均呈现逐年攀升的走势,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并从稳步推进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上涨、政府加杠杆和防风险并重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视角下部门杠杆率动态调整的驱动因素及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基于宏观经济基本原理,搭建一个反映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通过要素供求、政策调控相互关联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主要国家部门杠杆率动态调整的驱动因素,最后利用41个国家1960~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不同部门加杠杆的可持续性。基于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需要以系统化、网络化和交互影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我国杠杆率的演化,努力避免债务"脱实向虚",切实做到"开正门、堵暗道",防范部门杠杆失衡风险。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微观杠杆率及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也在逐渐暴露。对此,本文以公司金融理论为基础,运用动态GMM、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微观杠杆率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化总体上对企业杠杆率有非线性影响,在金融化较高和较低时提高了杠杆率,在中间区域降低了杠杆率;第二,过度负债和负利润会强化金融化程度对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弱化对杠杆率的降低作用;第三,金融化程度的提高总体上能降低财务风险,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金融化程度上升会先降低风险,后推高风险;第四,金融化能够通过降低杠杆率弱化财务风险承担。

金融结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基于2008—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44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探讨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国别异质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降低作用强于高收入国家(地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两者关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结构指数低于第一门槛值和高于第二门槛值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强。此外,国家(地区)国民储蓄率越低、银行经营越稳健、政府治理能力越强,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虽然目前上升速率边际放缓,但仍处于历史高位,潜在问题和风险不容忽视。本文立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研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总体态势和结构特征,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东、中、西部区域的差异,提出稳定居民部门杠杆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以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为基础重构杠杆率评估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本文借鉴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经济类型的三种分类,将居民部门债务分为三类分别计算债务年度偿还额后,以全部债务年度偿还额加总/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方法构建居民部门结构化杠杆率,衡量居民部门债务负担情况。研究发现,2008年至2010年以及2016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结构化杠杆率快速上升,与我国经济金融政策较为吻合,偿还短期贷款本息额的增加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应从控制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及提高可支配收入两方面控制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Structural Deleveraging: 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province-level data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of 1999-2015,we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leverage ratio and productivity affect macro leverage ratios.The state-owned sector undertakes a large number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olving market failures and providing public goods.However,in the cas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these policy burdens affect the leverage optim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of the state-owned secto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toral differences,we therefore decompose the change in macro leverage ratio into leverage ratio structure effect and productivity structure effect,and then substantiate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these two effects on macro leverage ratios.Overall,our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tructural deleveraging in China.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杠杆率取决于信贷和GDP的相对增速,本文从增速这一"流量"视角考察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以投资贡献率、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增长、贸易水平、工业化水平和非金融杠杆率为门槛变量,探究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研究发现信贷增速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私人非金融信贷是顺周期的,政府部门信贷则具有逆周期特征。私人非金融信贷的促进因素是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政府部门信贷的促进因素是投资贡献率、人均消费增长和工业化水平,共同的抑制因素是非金融杠杆率。

穿透中国家庭部门杠杆走势与风险

2016年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静态来看,目前家庭部门杠杆率总体风险可控,但部分地区、部分家庭杠杆过高;动态来看,杠杆率持续上升蕴含了长期经济、金融和财政风险,核心在于房地产风险。

中国企业部门究竟能承担多少债务?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评估了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发现其平均杠杆率不高,但高杠杆企业的肥尾现象显著,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建筑业和国有企业上。房地产和建筑企业往往会面临更低的借贷成本,同时在高杠杆的情况下能抵御适度的利率波动;而企业部门则易受房地产和建筑业显著放缓的影响。

私募股权基金如何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绩效?

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中的重要一项。在当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监管政策日益趋严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发展迅速,为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智力、信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支持。本文研究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比较分析了私募股权基金对于非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商业银行参与私募基金合作支持民营经济进行了探讨。

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面对我国当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和机制。通过选取201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同时将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匹配并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稳健性检验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通过对传导机制的分析发现,公共部门杠杆率通过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企业就业规模和企业税费三种传导机制对微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缓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等提供经验上的论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