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节度使集权再论藩镇问题

开元天宝之时,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正是藩镇集权型政体形成的体现。藩镇节度使的职权,即反映了中唐以降在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藩镇、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事实,也使我们进而重新去审视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唐代藩镇官员收入研究

藩镇官员收入问题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值得重视。藩镇官员收入成分复杂,有俸禄、赏赐等多种来源,并具有地域性及群体性差异,不应笼统概括。唐王朝对藩镇官员制定收入标准,规定待遇优厚,学界据此认为藩镇官员收入普遍丰厚,但实际上唐王朝规定标准并未普遍推行,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总体上南方藩镇官员以俸禄为主要收入,待遇优厚;北方藩镇官员以赏赐收入为主,待遇较低。

江户时期武士阶层子弟教育初探——以萨摩藩为例

武士子弟教育意义重大,它既为培养得力统治力量起积极作用,同时又为自身阶层起规范与净化作用。江户时代武士子弟教育除幕府的官学外,各藩均有自己的教育机构--藩校、乡学等,为武士子弟养成,培养合格地方管理者提供良好支持。萨摩藩因其西南边陲的地理位置、独特的经济环境、外样大名的政治身份及其较高的武士人口比,为武士子弟教育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样本。萨摩武士子弟教育主要在藩校与"乡中"中进行,其兼具官学与私学的特点,其教育特征是尚武性、等级性、地域性、集团性及较浓郁的儒家性。虽然江户幕府对武士的熏陶、约束与教养奠定了全日本200多年的和平环境,但由于其人为设计制度性缺欠,特别是缺乏弹性的身份制导致了逆生力量--各藩中下级武士的成长。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武士在日本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下亲手瓦解了封建制度,领导了日本近代化转变。

西汉诸侯王墓园邑制度的几个问题——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

20世纪以来,西汉诸侯王墓的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地下部分的墓坑(岩洞)、墓室、棺椁,以及从葬坑、祔葬墓、陪葬墓等已较为清楚。而对于诸侯王墓的地面建制,刘振东[1]、郑绍宗[2]、刘瑞[3]、刘尊志[4]等学者及《中国考古学·秦汉卷》[5]先后进行过探讨,但是囿于史料缺乏和地面建筑遗存发现较少,似还缺乏充分的讨论。最近陈杰等对西汉长沙王的墓葬制度进行了研究[6],不过未涉及新公布的长沙走马楼简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