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 (一)--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尚书》“民主”学说新探

作为一部由夏商周君主的典诰誓命构成的王道之书,"民主"学说实际上是《尚书》王道思想的典型学说。不仅"民主"概念在《尚书》中出现过四次,而且《尚书》中其他思想也直接聚焦"民主"概念。敬天贵人是"民主"概念的思想基础,对人心二重性的认识尤其是对民众劣根性和君主高明性的认识是"民主"产生的现实依据,为民做出正确决定是"民主"的权利与责任,敬德内省、保民慎罚是"民主"的德治要求,也是充当"民主"的资格与条件,而反道失德、虐民害民的暴君则不配"民主"的称号,理当被臣民的"革命"推翻。本文从"民主"学说的角度对《尚书》作了全新解读,对重新认识《尚书》的思想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二)——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论西周的荒政理论

西周是荒政制度的形成时期,在《周礼》中已经把“荒政十有二纪”作为“聚万民”的手段,提高到“政令”之首的重要地位。“敬天保民”是荒政的理论基础。《周礼》中的“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奠定了后世荒政的基本格局。

《尚书·周书》中的周公德治思想研究

西周档案流传于后世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今文《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一是西周铜器铭文。《尚书·周书》记载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史实。西周诰命共12篇,其中7篇与周公有关。从“德”的本义出发,总结了周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功绩。体现在周公德治思想方面,即在上位者要自省修德、敬天保民、天民合一、用刑有度、法德结合,如此国祚才能长久,人民才能康宁。

张九成《尚书》说刍议

张九成直面两宋之际的残酷现实,借解《尚书》深刻总结北宋灭亡的教训,对北宋的朋党之争、君臣失职的行为进行了无情抨击。他重新提出敬天敬民的思想,要求以民为本,同时强调尊君,并大胆提出"共治天下"的主张,体现了他致君泽民、勇于担当的士大夫情怀和精神,深深影响了同时代人及后世。张九成的《尚书》说摆脱了章句训诂,是立足现实之作,具有典型的针砭时弊的作用。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论儒家“天命”信仰中的普世价值

“天命”信仰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生命起源和最终的归属,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儒家思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以珍惜人的生命、表达养育之恩的情感为基础,进而推演出家庭伦理、政治原则和生态伦理,以“天人”和谐的形态表达着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性,是儒家“民胞物与”的普世伦理的神圣性和平等性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表达宗教情怀的一种传统形式。

“敬天”与“敬德”——试析“敬”论的出现与义涵

商周易命后,周人在"天命靡常"的思想背景下,由其"敬天"活动建立了最初的"敬"论。以《诗》、《书》为文献依据,可以总结出"敬"的警戒、恭谨、端肃、畏惧四个字义。由于"天"渐趋虚位,周人淡化了"天"的神格,转向强调"天"的道德义涵,使得人的主动性得到彰显,而"敬"便成为一种道德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天"作为敬畏的对象,其主宰性仍然得以保留。因此,由"敬"建构起敬天、敬德、敬民的道德行为和政治秩序。但是,离"天"言"敬"后,"敬"作为一种行为实践方式,其理论依据究竟何在等问题,为之后儒学"敬"论的出现与发展提出了问题。

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蕴含

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周公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敬天保民"的德政思想;孟子的"天民合一"观是儒家仁政思想和民本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仁政思想和民本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带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不免成为专制思想工具。

清华简《系年》第一章新解

周武王作帝籍,以祭祀上帝天神,是继承周族敬天传统的创新之举,是伐商的重要举措。敬天思想蕴含着保民思想,二者统一而不可分割。敬天保民包含三重关系,即天—王、王—民、天—民关系,其中天—民关系决定其他两种关系。在周人意识中,天命基本等同于民命。敬天就要保民,保民就是敬天。厉王、宣王时期,抛弃帝籍礼制,意味着周初诸制败坏。西周衰落、败亡,被《系年》作者归结于废弃帝籍礼,也有道理。

《尚书》中的天命思想探析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古籍,是中国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的经典文献,映射出古人的许多核心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天命观。天命观在《尚书》中处处体现并不断发展。一开始统治者只是认为天为一切的主宰,希望通过祭祀等外在手段达到天人感应的效果,之后又将天命深化为内在约束自我德行的思想观念。与此同时,统治者不断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天命为重的观念最终被“敬天保民”的思想所取代。

“受命于天”与中国古代施政观念的形成——商周时期政治思想述论

商周时期,产生于巫术背景下的"受命于天"的王权合法性观念,仍带有原始思维特征,对沟通天人灵媒的垄断仍是王权受命最重要的象征。但它在"受命于天"的外壳下,已蕴涵着对受命者政治责任的预设。从"畜众"到"保民",受命条件之内容不断拓展,受命主体"德行"等主观作为之重要性日益突显,逐渐导引出对政治得失的理性主义思考和对王朝施政原则的最初设定。这些思考和设定,虽仍包裹在天命信仰的外壳内,却成为中国3000余年政治思想史的开端,其价值取向、认知框架,乃至从中产生的具体施政原则,大体上圈定和框范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后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向和运思边界。商周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奠基期,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奠基期。

论帛书《二三子问》的天道与德政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