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标点符号与“五四”白话

汉语对西方标点符号的认知到规范采用是汉语现代转型的内容之一。本文梳理了中国人从晚清遭遇西方标点符号到1990年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标点符号用法》这一百多年的轮廓;简要分析了"问号"、"叹号"、"省略号"、"破折号"的特殊性;探讨了新式标点符号给"五四"白话带来的变化:语气上的言文一致,意义上的深入开拓,结构上的丰满繁复。

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区别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启蒙运动,不仅表达和传播旧知识,也表达和传播新知识。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思想革命,它不仅不传播旧思想,恰恰相反,它激进地否定和批判封建思想与文化,从而开启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晚清白话文是工具性的语言,而五四白话文是思想本体的语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可以从现代汉语这里得到深刻的说明。晚清白话是文言文的辅助语言,主要是口语、民间语和大众语,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书面语体系,不能独立表达思想与文化,五四白话文从一开始就是要取代文言文从而取得正统或中心地位,并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即现代汉语。

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

钱玄同加入"五四"文学革命阵营之时,借用、转化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资源。他一方面从雅俗、骈散、文质层面建构"不用典"论,提倡以今语为雅,反对骈偶与"尚文"之风,并将具体的攻击对象落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上;另一方面为白话的"言文一致"与"用字过繁"找到相应的学理依据,并以"用字之误"来抓住痛处的朴学论争方式,回应了当时关于五四白话文的质疑。钱玄同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资源的引入,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切实的着力点与历史凭依。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是以小学为核心,视文言为主体,而钱玄同则尊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主张废除文言,强调白话文的绝对正确性与独立性,故而,二人的文学语言观存有明显的区别。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新文化运动中语言革命的探讨

五四前后是一个过渡转型的阶段,白话文运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了更直接的语言革命。新文化运动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建立"活的文学";倡导白话文,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文学建设中重视内容实质,不徒有浮夸之形式。在理论建设之外,他们进行了文学创造实践并为自身的运动寻求合法性。白话文运动获得了身份认同、取得成功,同时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