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敷演:宋元小说家话本编创方式考论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产生与写定大多有其本事出处和"据事"之源流,其中,敷演是其编创的重要手法之一,其主要方式为:揉合蹊跷古怪的耳目外怪怪奇奇之事以动人,精心铺排、布陈人物情节,使用征引诗词、使砌、转换视角、人物市井化等叙述技巧。宋元话本敷演的方法的运用,开创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风气,直接影响了明末拟话本小说编创方式的选择。

宋元的啸

啸在唐代以后仍然有所发展。苏东坡宋代是啸文学的突出代表 ;南宋时社会观念对啸持贬斥态度 ,啸发生转折。之后 ,啸的主体转入民间 ,实用暗号性的啸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 ,同时唐进入文学作品 。

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中融入大量词作,不仅是继承前代诗文融合传统的结果,而且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些曲子词在话本中起着多种重要的作用,其题材内容及语言风格大抵可用一个"俗"字概括,这与作为通俗文学的朱元话本小说具有一致的审美倾向。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经宋元话本小说定型后,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

The texts of novel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ere in fact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ere adaptations by later scholars and not the original. Thus, these tex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popular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 in term of oral discourse and folk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not proper for us to study the oral discourse and the texts of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特征——从六朝志怪到宋元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大系统,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记叙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粗具文言小说的规模。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宋元话本以其通俗化、口语化、市井化及说话人的风格等特点不同于文言小说,成为白话小说的定型文本。

宋元话本小说之媒人要素初探——以基本面貌、异素互联与书场情境为中心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一个极具价值的文学要素。话本小说中的媒人形象为我们揭示出不为正史所载的宋元时期媒人的基本状况。她们多为70岁以上的专职化私媒,在市井中普遍受到尊重。贪利热心、性格圆滑、抗压能力强是媒人的普遍特质。在与其他文学要素的互动关系中,媒人常常作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伏笔,抑或推动情节发展与折转的关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牵连与映衬其他人物也构成了媒人存在的重要使命。及至书场情境,程式化的说媒方式不仅可以减轻说话人的记忆负担,亦能够实现其亲近观众的理想。而说书人在演绎媒人时采取的视角变换与市井俗语,则突破了常规的叙事范式,并将表演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各种说唱文学形式借助于这一空间得以发展繁荣。它不仅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唱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作为文本的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空间(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以及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生活习俗的记述,把宋元时代的茶坊酒肆塑造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加富于真实感。

论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了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对故事空间的研究富有多重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宋元小说话本中包含了诸如街市、官衙、庙宇寺院和郊野等多种叙事空间,它们与民众世俗生活息息相关,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和精神象征。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叙事空间有着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叙事意义,它表征着时代小说观念的变化,体现出"城市"与"郊野"相对的二元空间模式;它们变换频繁,是推进小说情节转换的主要方式,但这种快速转换也使小说中的细节性、场景性描绘较为缺乏。

史料搜集与中外文学观念碰撞下的文学史建构——论郑振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郑振铎对于宋代“小说”话本的篇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有三十余篇;他最早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的结集可能在明代中叶,但是其作品是宋代的。对于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体现出史料搜集与文学史建构的统一。他的文学史建构,重视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插图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作品的艺术风格。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一生往来于京、沪两大文化中心,沟通了京沪两地的学术,团结了京沪两地的学者。

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宋元,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即以文言小说为主转变为以白话小说为主。这一转折对小说在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乃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标志着这一转折期的作品是宋元话本小说,它的产生、发展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它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技巧无不带有市民文化的印记。因此,研究宋元话本与城市经济、市民文化的关系,对于深入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为市井细民写心——论宋元小说话本的写实精神

宋元小说话本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以市民阶层为主人公,描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风格清淡朴实;在市民阶层的生活细节和思想意识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真实,具有写实精神。宋元小说话本的写实精神促进了中国世情小说叙事艺术的提高。

行走的景观: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意象

宋元话本小说记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绮丽梦想,敷演他们的悲欢离合与辗转辛苦,其中有关行走的叙事主题犹为市民所关注。宋元话本小说中的行走景观主要有桥、城门、旅店等,这些空间意象在故事中分别发挥了空间连通与叙事衔接、空间分隔与叙事离合、空间栖止与叙事转折等空间叙事功能。桥、城门、旅店等空间意象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审美经验,使得古典小说的诗性叙事成为可能。

宋元明白话小说对《补江总白猿传》的因袭与突破

中国古代“猿窃妇人”类故事题材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成熟文本——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其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后世同一题材的再创作确立了叙事结构及非嘲谑主题。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汲取了它的结构,更新了它的主题与情节,并成为由唐至明演变与接受过程的中介。最终,瞿佑的《申阳洞记》承袭了《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细节描写与语言风格,并在思想观念上加以改造,进而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突破,对“猿窃妇人”题材的丰富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

小说作品的整理与小说史料的考证——论胡适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胡适对宋元话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人话本八种序》《〈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等作品中。胡适考证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作品的成书时代,肯定了宋元话本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胡适倡导科学的研究精神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研究方法,扩大了白话小说的社会影响。胡适的研究也存在着假设太大胆而求证不够小心、盲信前人观点的缺憾。

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

宋元明清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大规模渗透。其渗透不仅催生了宋代话本体传奇和元明中篇传奇小说这两个小说史上的新品种,而且,经由话本体传奇和中篇传奇小说的影响,文言小说的风貌在总体上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大为不同,明代的"剪灯二话",清代的《聊斋志异》等,其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都留有深受濡染的痕迹。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寄生民歌的“吴地”色彩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的寄生民歌种类甚多,其分布也具有一定规律。总体说来,主要集中在南方,且以吴地民歌为多,这与作者大多为江南人,民众喜爱吴歌有关。小说中民歌的地域性,表现在地域语言及对地域事件、地域景观的描绘上,成为小说地域叙事的重要部分。地域个性不同,该地民歌的个性也就不同。吴歌爱言私情、喜讥刺与调侃,是吴越地域个性使然。小说家的吴地地域身份,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地民歌的吴地化。

唐宋元小说意境的发展及其表现

小说至唐,作家的创作意识趋于自觉,其诗性思维亦趋于明确。体现于文言小说的意境创设,主要表现为构设手法渐趋繁复,并且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复线型与圆周放射式表现形式,小说意境质素亦因此而更加浓郁。宋元时期的白话通俗小说,不但以新的语言形式叙事写人,而且以审美思维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事理,使得小说的意境表现趋于拓展。总之,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较,唐宋元时期的小说意境不但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态势,而且为明清小说意境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