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组织逻辑与治理效应

环保垂改作为中国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开启了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由属地管理转向省内垂直管理。基于控制权理论构建环保垂改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2013—2021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环保垂改的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保垂改使市级和县级环保部门的控制权在组织层面发生了转移,为环保部门内部的上下级垂直管理赋予了实质性权威,从而提高了基层环境执法力度,降低了地区污染物排放;动态效应分析表明,环保垂改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具有较好的持续性;进一步分析表明,环保垂改对财政压力和官员关联促进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并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间以及上下级环保部门间如何有效分工与协作、保障环境治理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生态环境双元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我国120个主要城市的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探讨地方政府和中央垂直双元监管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和中央垂直监管均能显著改善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并且中央垂直监管能够增强地方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监管和中央垂直监管均对企业污染减排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资源节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说明企业在环境治理上更侧重策略性应对,实质性改进相对不足。此外,中央垂直监管对地方政府监管效率的强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业绩表现较好的企业更加显著。

财政压力会降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尽管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重发展,轻环保"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了公共价值冲突。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环境联邦主义理论,采用我国206个地级市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关系。本文使用DEA方法中的Super-SBM模型测量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和Griffin公式测量并计算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程度,最后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越低;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即财政压力首先诱发地方政府出现了公共价值冲突,使地方政府陷入了一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公共价值困境中,进而负面影响了其环境治理效率。研究同时发现,环保垂直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公共价值冲突在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中介作用,若地方政府实施了环保垂直管理,则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可以得到有效弱化。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打开公共价值"黑箱",分析公共价值冲突的来源和作用机理,探索公共价值冲突的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为中央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支持性证据。

垂直型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重污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使用省级环境规制数据与2015—2019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估计方程(GEE)模型,探究垂直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特征,并探讨存在两者关系中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得出:(1)垂直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2)高管薪酬激励在垂直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3)政府补助正向调节了垂直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4)区分企业规模大小后,发现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更能适应环境规制制度。因此,政府应发挥垂直型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因企业制宜;企业应重视高管作用,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法典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纵向划分与规范配置

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配置是行政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外部体系协调的重要耦合工具。但统一性法典与多样化地方立法存在协调配置纵向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体系化张力,集中体现为职责纵向划分在中央、央地、地方立法中产生的职责不清、职责重复、职责缺位的递进式困境。部门宪法、整体政府、客观诉讼等理论有助于区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环境事权,为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类型划分的完善提供标准指引。应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纵向序构为制度建构、综合管理、具体执法三种类型,进而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协调配置授权、组织及程序规范,合理分配三类纵向职责,加强法典向下引领与地方立法向上兼容的体系协调。

垂直管理体制下地方环境治理相关主体策略行为优化研究

在现行环保管理体制下,将地方环境治理相关主体共同纳入到一个体系中进行研究对于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地方环境治理相关主体的策略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驻市监测中心—市级生态环境局—地方政府—企业四方博弈模型,并基于河北邢台市、重庆市相关数据进行数值仿真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增加地方政府干扰成本、提高对地方环保机构的考核系数与奖励对减轻地方政府对地方环保机构严格监测执法的干扰有重要作用;企业会衡量事故发生负面影响的大小而选择优生产或劣生产。进一步研究表明,政企合谋是影响各主体严格履职尽责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要注重对地方环保机构动向的把控;提高对环保机构的考核监管与福利待遇,但基于对政企合谋的考虑,需谨慎运用增加地方政府干扰成本、对市级生态环境局的考核系数与奖励的措施。

我国乡镇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

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的规范分析,发现我国乡镇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并不明确。完善乡镇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的出路在于:在立法层面,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根据法律层级的特点合理界定乡镇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在监管机制层面,加大乡镇人民政府环保机构及人员的配置,实现与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的衔接;在司法层面,推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纳入原告资格范围。

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治理组织模式研究——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考察

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既可以是单个企业的末端治理,也可以是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间合作治理。后一种环境治理组织方式在激励机制、节约信息成本和治理成本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环境治理和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借助交易费用理论,从供应链的视角考察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间合作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并进一步探讨供应链上环境治理的驱动者与驱动方式的选择问题。分析表明,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政策是末端治理政策一个很好的补充与替代。但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政策必须能够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环境治理的交易成本,并依据纵向关系或供应链的组织特征而有所差异,才能提高企业间协调环境治理效率。

环境治理垂直改革的效果、基层机制与影响因素

环保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孰优孰劣,能否兼顾二者的优势,涉及到各级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间的权力配置与权责划分。本文以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作为外生冲击,分析了环保权限部分上收及执法重心下沉所发挥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改革显著促进了地方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并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在机制检验中,省级环保部门监管能力与基层环保部门独立性的同步增强,提升了地区环保执法力度,进而实现了治理效应。在影响改革成效的约束性因素分析中,地方政府具备较强环境治理动机、面临较低的税收依赖,以及企业的国有属性、面临更小融资约束均会提升地方政府及污染企业对改革的配合意愿,从而增强改革效果。本文从微观企业投入视角验证了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基层治理效应,回应了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利弊的理论之争,为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在基层环境治理中如何分工协作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央垂直监管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准自然实验

实现经济绿色发展需要中央“提纲挈领”和地方政府“有为”相结合。2012年原环保部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中央实施垂直监管、改变地方政府治理力度的重要政策。通过构建工业企业和企业污染匹配数据,使用倍差法研究发现,中央垂直监管显著改善了试点城市企业的环境绩效。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溢出效应和反事实检验、更换因变量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检验支持了该发现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1)试点城市政府提高了对企业污染的处罚力度,企业通过末端治理的方式提高环境绩效;(2)政策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地区作用效果较强;(3)政策提升了污染行业的环境绩效,大规模企业、高风险承受能力企业与契约密集型行业率先实现清洁生产。基于宏观政策的微观影响这一研究视角,为构建央地协同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财政纵向失衡、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效率

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出发,系统梳理财政纵向失衡、环境治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制.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环境治理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绿色发展效率和环境治理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加大环境治理强度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效率。财政纵向失衡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路径,即财政纵向失衡不仅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通过环境治理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

环境目标约束、产业纵向关联与企业排污策略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2003—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中国的边界污染治理——基于环保督查中心试点和微观企业排放的经验证据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边界污染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果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企业污染排放显著减少,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有显著的治理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企业为"税收大户"时,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在地区层面缓解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边界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机制实现主动减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自上而下的环境垂直监管有助于解决边界污染问题。本文为中央垂直管理体制治理边界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微观经验证据。

垂改背景下县级环境监管权的重组模式及其优化方向

环保垂改引发县级生态环境派出机构与县级政府的分离,加深县域范围内生态环境治理困境。引入“结构-过程”框架对这一机构分离进行剖析可见,县级环境监管权产生了结构过程双重分化。实践中,县级层面探索在党委领导下成立生态环境议事协调机构实现县级环境监管权的重组。结构与过程双重视角分析可见,实践中县级生态环境议事协调机构对环境监管权重组呈现虚化间歇、虚化常态、实体间歇与实体常态四种模式。四种模式各自具有不同的适用情景,但其运行仍面临合法性、运行效率、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困境。生态环境议事协调机构应通过县级党委政府的赋权与信息公开明确合法性基础,通过流程再造明确权力界限、提高执行效率,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监督与制约,以环境治理现代化思维来化解县级生态环境议事协调机构不同运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条块关系”变化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吗——基于“环保垂改”的讨论

将控制权理论、行政发包制理论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控制权分配和政府组织运转两个维度分析了"条块关系"的不同模式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以"环保垂改"为例,剖析了控制权分配的各项要素与政府组织运转的各项要素之间如何互动,从而使环境治理模式从"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转向"以条为主、条块结合"。以"环保垂改"作为"条块关系"变动的准实验,基于2014年11月至2018年11月161个地级市大气质量月度数据的双重差分法检验显示,从"条块关系"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来看,"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治理模式有利于环境治理。

组织控制视角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均配及其履行路径初探

在组织控制视阈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关涉三大核心要素:责任配置重构、激励结构调整与信息渠道畅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从责任同构迈向责任均配的内在变迁规律。而在责任均配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地体现在激励结构调整与信息渠道通畅等方面。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坚持激励原则、转变激励方式、增强激励强度等纵向府际环境治理激励结构的优化路径,强化地方政府“履责”的动机;二是通过畅通纵向府际环境治理的信息渠道,以维持其“履责”的意愿,即一方面通过环境监测监察机构的垂直化改革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制度化运作,剥夺其环境治理剩余信息生产权与激励权,另一方面则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环境治理的赋能效应,建构全流程、互通型的信息披露与流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正确理解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均配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以防出现认知和行动偏误。

环保垂改过程中的条块“权威-协同”悖论及其解释——基于对四川省环保垂改的调查分析

环境管理体制是影响环保效能的重要因素,理解环保垂改过程中“条块”关系变化对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控制权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权威-协同”分析框架,探寻环保垂改过程中“条条”权威性变化及其对“条块”协同性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四川省环保垂改案例分析发现,垂改在目标设定、检查考核、激励分配、人事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增强了环保部门的“条条”权威,也因目标冲突、资源分配不均衡、责任错位、人事管理疏远等降低了“条块”之间的协同性。这种悖论的出现源于“条块”间多头管理并存、激励机制不相容、资源争夺而非共享以及权责双重分离。因此,应当从理顺条块关系、强化制度激励以及合理划分环保事权和支出责任等层面,进一步深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