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双向保护的法律规制困境及其完善

双向保护是我国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在我国强调既要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也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其设置初衷是为了追求未成年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近年来,低龄儿童犯罪的恶性案件屡见不鲜,犯罪手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工作似乎遭遇“瓶颈”。司法实践中强调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则显得不足,对未成年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失衡现象。在法律上,一方面,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存在行政、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不协调、未成年人轻缓化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欠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存在校园侵害学校责任模糊、未成年人精神损害的差异性未被重视的困境。为此,本文提出了在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任承担方面下调行政责任年龄、创新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立法建议,与此同时,在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方面,提出应完善校园侵害各方责任的认定以及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重构的对策。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将伦理过错认定为被害人过错,混淆了案发原因与被害人过错。案件起因与犯罪动机相关,是判断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指标;被害人过错则与因果关系、结果产生相关,是关乎刑事责任分配的衡量要素。由于被害人过错能够对行为不法与有责性判断产生实质化的影响,因此,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应当围绕着因果关系展开。一是被害人过错应当是“着手实行—结果”因果关系中的被害人言行,而行为之前、结果之后的被害人言行不是被害人过错。二是被害人过错必须是对犯罪结果产生提供直接原因力的言行,包括风险升高、实现结果两种行为类型。三是被害人的本能行为、合理合法行为,即便因为介入因果关系对结果产生具有原因力,也不属于被害人过错。

自甘风险规则释论及其与相关规则的识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风险规则作为免责事由进行规定,具有重要的裁判价值和规范意义。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应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并且损害源于固有风险的现实化;在主观方面需要受害人知情自愿,且当事人必须具有主体上的适格性。在法律效果上,若受害人自甘风险成立,侵权人可援引此规则进行抗辩,免除自身侵权责任,从而使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害后果。但自甘风险规则的设定并不意味着降低或者免除活动组织者以及其他活动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此外,自甘风险作为新规定,易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以及公平原则等相混淆,因其与相关规则之间性质不同,在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了解程度和接受意愿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区分。

被害人过错情节法定化的理论证成与实践路径

被害人过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由于缺乏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对于被害人过错情节适用的随意性较大。被害人过错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权威、明确的依据,有助于类案类判,促进司法公正。被害人过错情节法定化有理论依据,也有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可以考虑以明示方式在刑法量刑原则中确定被害人过错的地位,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其概念和适用条件,在量刑指导意见中确定被害人过错适用的具体幅度。

进入妨害环境侵权的责任分配

与传统环境侵权不同,在进入妨害环境侵权问题中,污染区域合法存续在前,受害人进入污染区域在后,受害人应对损害结果负主要责任。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大部分由排污者承担,这不仅在理论层面背离了多元利益衡平的归责理念,也在实践层面诱发了受害人故意制造损害以谋取利益的案例。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进入妨害环境侵权的责任分配规则应当作出如下修正:避免进入污染区域的注意义务应当由受害人负担,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会引发受害人过错;过失相抵原则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受害人据此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环境侵权责任;将进入妨害环境侵权中的受害人过错类型化,建立数据化、标准化的责任分配方式。

论暴力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

在互动性明显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具体认定仍存在标准不明的情形,导致被害人过错的适用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被害人过错的具体认定标准仍然存在争议,具体表现为民间矛盾与被害人过错存在混淆,过错行为界限、范围不明,过错行为与犯罪之间关联不清,对于被害人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包括过失观点不一。上述问题亟需在厘清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刑法根据的基础上,以常识、常情、常理为指引,结合近年来判例的整体倾向予以阐明。

电信网络诈骗民事赔偿中被害人的过错责任之可能

被害人过错责任是犯罪学领域讨论的范畴。以电信网络诈骗中被害人存在谨慎义务为前提,从谨慎义务的来源、经济分析与规范分析来认识被害人过错责任。被害人过错责任从应然—实然、立法—司法的两个维度加以理解。被害人加权责任深化了被害人过错责任理论的目的,由此建构起电信网络诈骗中可能的责任区分。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被害者过错问题是被害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被害者过错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刑法学意义,而这一问题虽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各国刑法学界意识到,并在立法中有着片段性的反映,但问题没有被系统化地认识和规制。根据其对刑事事件发生的影响力大小及性质的不同,具体被害者过错可以被分为迫发行为、引发行为、激发行为和触发行为等几个层级,并和加害者刑事责任的大小呈反比对应关系。抽象被害者过错有着与此一致的道理。在刑法及一些相关法律中确立完整、系统的被害者过错制度,意义显著。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2009年12月16日"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了推定式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机制,使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一现象的出现,在严厉打击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的同时,司法界和理论界也在深刻反思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实践中应从合理界定持卡人范围、合理推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规范催收方式、适当考虑被害人过错因素等角度,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准确定罪量刑。

西方国家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

西方学者研究发现一些犯罪中被害人是存有过错的 ,对于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被害人应分担责任 ;二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降低。按照第一种观点会得出被害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 ,这是不妥当的 ,比较而言 。

量刑中的被害人因素论析

犯罪人因素一直在刑罚裁量中受到极大重视,而被害人因素处于被忽视状态。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司法环节,刑罚裁量应当考虑被害人因素,这既有理论根据,又有法律依据。量刑过程应当考虑的被害人因素主要有: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的承诺和被害人的谅解,它们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影响刑罚裁量。

犯罪被害预防的价值与路径

被害预防是一种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视角的犯罪预防。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机组成,也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被害预防是在分析犯罪被害因素,总结被害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犯罪被害因素有被害社会因素、被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其中被害人主体因素是对犯罪最起作用的因素。被害预防的路径是:被害预防意识的培养;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法律制度;组建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被害人过错

事实层面上犯罪人与被害人处于互动关系之中,规范层面上被害人过错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只有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才能更好地完善刑法理论、维护司法公正,并以此为杠杆影响互动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策略。

论自甘风险在体育侵权案件中的司法适用

在西方国家,自甘风险的司法适用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一个变化过程,目前,自甘风险主要适用于体育侵权案件。在体育侵权案件中,只有对危险性质、受害人的意思能力、危险发生时间、竞赛规则的重大违反、体育比赛的性质等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在审理体育侵权案件中正确适用自甘风险。同时,还应注意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等相关概念的区别。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限制之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与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均有关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以及因被害人方过错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从而使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死刑限制功能。以上文件虽然明确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应遵循"明显过错""直接责任""引发"这样的原则,但该原则如何界定,相关部门并未作出细化解释,实践中多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解决。在提倡量刑规范化的当下,遵循类型化思路,归纳提炼"明显""直接责任""引发"型被害人过错的界域。

女性性被害过错之研究

根据女性性被害的过错,可分为七大被害类型。研究女性性被害人过错的表现形式,进而剖析被害人的深层意识;旨在通过被害预防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犯罪被害人过错立法与司法规制

在我国,犯罪被害人过错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法官在适用这一情节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各地法院对犯罪被害人过错案件的审判结果差异性明显,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规范化。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内涵为违法或者违背道德且侵害了被告人正当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将犯罪被害人明显过错和重大过错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设置;在司法文件中统一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从宽量刑的幅度,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细化规制。

由王马玲案看被害人过错问题

曾在"反暴力拆迁"案中造成"一死六伤"的女主角王马玲,在二审判决中由一审"故意杀人罪、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5年",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害人存在过错。大量案例显示,在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情节,鉴于被害人过错与法益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刑法规范上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降低了刑法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因而对其细致考量将对行为人公正的刑事责任非难具有重要价值。当前,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之定位影响了其效用发挥,因而对其法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适用是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法理探析

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从而引发行为人合乎规律地作出侵害被害人,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有无及程度的行为。探究被害人过错的学理,首先需要厘清其概念,特别注意刑法学与犯罪学视野的区别;其次需剖析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之根据并据此分类。在具体判定中,则需根据被害人过错构造中的主客观内容,以社会相当性为标准进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