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被害人过错

事实层面上犯罪人与被害人处于互动关系之中,规范层面上被害人过错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只有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才能更好地完善刑法理论、维护司法公正,并以此为杠杆影响互动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策略。

由王马玲案看被害人过错问题

曾在"反暴力拆迁"案中造成"一死六伤"的女主角王马玲,在二审判决中由一审"故意杀人罪、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5年",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害人存在过错。大量案例显示,在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情节,鉴于被害人过错与法益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刑法规范上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降低了刑法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因而对其细致考量将对行为人公正的刑事责任非难具有重要价值。当前,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之定位影响了其效用发挥,因而对其法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适用是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论被害人错误同意的效力——对民法中意思表示瑕疵效力之借鉴

借鉴民法对于意思表示瑕疵的分类,可以将被害人错误同意分为因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和因意思表示不自由发生的错误两种基本类型。其中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又分为无意的不一致与有意的不一致。在无意的不一致中,动机错误一般不影响同意的效力;但是行为人知道的,属于反面的正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而法益关系错误与表达错误一般不影响同意的效力,但是行为人知道的除外。在有意的不一致中,单方虚伪一般不影响同意的效力,但是行为人知道的除外;双方虚伪一般应承认同意的效力。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了受欺诈、受胁迫以及危难利用,对于这三种情形应否认同意的效力。此外,还存在双重错误,对于这种情形应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分析其效力。

论配偶暴力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

因不堪忍受配偶暴力而杀害施暴人是大部分女性犯罪的原因。根据调查,对受虐杀夫妇女基本上适用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并提出各种解决建议。在促进立法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科学量刑,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犯罪动机和被害人家属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受虐杀夫妇女从宽量刑。

故意杀人案中认定“民间矛盾”的规范性事实

司法实践对"民间矛盾"的理解过于泛化,这一死刑控制的政策性因素初衷虽好,但不应越过法规范与具体案件直接对接,纯粹的政策适用往往缺乏可解释性、说理性。不予限定地运用"民间矛盾"为个案中的死刑限制做背书并不合适。应当将此通过被害人过错的改造还原为一个规范性的教义学上的法律概念,在排除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案件中不应援引这一规定作为独立的从轻依据。在有责性层面,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过错之所以可以成为限制死刑的教义学依据,在于其能够影响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并且能够增加死缓甚至更轻的刑度的可接受性,进而颠覆"杀人偿命"的固有思维,对命案中的死刑限制具有一定裨益。

论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互动关系是故意杀人罪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杀人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这三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影响甚至推动了杀人犯罪的产生和发展。在杀人犯罪行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被害人过错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论刑事被害人的过错——以聚众斗殴罪为视角

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犯罪的发生一般是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刑法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过错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对于以犯罪人和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利于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聚众斗殴的案件中很少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诱发和促进犯罪的发生。在聚众斗殴过案件中,一旦出出现有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按照刑法292条中的规定,以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鉴此,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聚众斗殴罪之定罪量刑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罪惩处。

被害人过错认定问题研究

被害人过错是指犯罪行为所针对的自然人或单位,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和持续在具有时间紧凑性的前提下起到引起和推动作用的,针对犯罪人及其近亲属或者犯罪单位,作出的具有严重不当性的行为或者引发的具有严重不当性的状态。然而,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缺少被害人过错认定的明文规定,被害人过错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散见于司法解释中,但认定标准缺失。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虽然有一定标准可循,但是仍然存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理之处,使得真正被认定为存在被害人过错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案件较少。为了减少被害人过错认定过程中的偏差,可以借鉴域外经验,以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使认定标准更加明确。

刑事被害人过错问题探析

被害人过错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刑法学意义,而这一问题虽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各国刑法学界意识到,并在立法中有着片段性的反映,但问题没有被系统化地认识和规制。在刑法及一些相关法律中确立完整、系统的被害人过错制度,意义显著。

中国内地家暴犯罪的罪与罚——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四起家暴刑事典型案件为主要视角

现阶段我国家暴乃至家暴犯罪普遍存在,危害广泛,但由于其自身特点而导致查出困难。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2月公布了10个典型家暴案件,其中的4个家暴刑事案件为我们研究家暴犯罪的罪与罚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以这些典型案件为主要视角考察对家暴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要注意对长期虐待行为的刑事评价以及对虐待致人重伤、死亡行为的定罪区分;同时尤其要注意对以暴制暴行为的定性,并适当参酌国外"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对家暴犯罪行为的量刑,要重点考虑被害人过错和防卫过当等影响量刑从宽的因素。我们应当完善预防制止家暴犯罪的罪刑规范,并予以综合防范。

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侵权法问题,即当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共同造成或扩大了损害时,能否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在判断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能否减轻加害人赔偿责任时,应当先分析作为客观要件的因果关系,再研究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能否被评价为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特殊体质、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三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前两种属于共同因果关系,但有所区别,而第三种属于假设因果关系。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对于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影响不同。而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应当被评价为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也不因有特殊体质而被施加更高的自我照顾保护义务,否则不利于保护人格平等、维护自由以及控制风险。

被害人过错认定问题研究

当前被害人过错在审判实践中不是大小的评价问题而是有无的认定问题,该问题恰又是决定被害人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规范适用的前提。审判实践表明,并不是所有被害人与犯罪人互动的行为都能认定为一种过错行为,至少被害人的适当行为、尚需证实行为和违法行为都应排除在被害人过错认定的藩篱之外。认定被害人行为是一种过错行为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被害人对危害结果施加了原因力,即被害人过错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是被害人行为逾越了社会相当性所能容许的范围,即被害人过错是一种侵害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

论被害人过错与刑法宽容

任何形式的"犯罪———被害",无一不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二元互动的结果。事实上,被害人通过其致害因素,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所有的被害人都对自己的被害亦即犯罪的发生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既然如此,那么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就应当考虑被害人的过错因素,对犯罪人给予适当宽容。

被害人过错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作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过错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被害人过错影响死刑适用的根据在于其反映了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趋轻变化。"责任分担理论"和"谴责性降低理论"共同为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死刑适用)提供了完整的诠释框架。被害人存在罪错的是否适用死刑应当分情况处理;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存在一般过错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案件中没有明显的从重情节或者还存在其他从宽情节时,原则上应当判处死缓;被害人存在轻微过错的,一般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死刑的适用,但可以与其他从宽情节一起对量刑发挥趋轻作用,从而弱化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