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陈述之比较研究

被害人陈述作为我国一类独立的刑事证据 ,它与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截然不同 ,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证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既有利于正确揭示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合理界定它在未来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地位 ,也可以借鉴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 ,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保障。

公法、私法理念在刑事诉讼中的冲突与共存——以英国被害人参与权为样本的研究

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主要价值目标,但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当事人权利自治的私法理念,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被害人权利运动以来,私法理念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影响逐步扩大。英国刑事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权的确立和推广过程能很好地说明私法理念与公法理念在刑事诉讼中产生的冲突,英国法目前采取的态度是以公法理念为主导,两种理念在刑事诉讼中并存。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形也是一样,公法理念占主导地位,私法理念的影响尚微,但有扩张的趋势。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区别论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都属于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着诸多的共同制度安排,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被害人具有当事人与实质证人的双重诉讼角色,虽然没有必须出庭的义务,但却有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而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人,在立法上被赋予应当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无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在证明方向上,被害人陈述具有单向性、控诉性的特征,从而显著区别于证人证言。在主体适格性、庭审质证及作证保障等方面,较之证人证言的相对严密、规范的制度安排,被害人陈述的制度设计有进一步改良的需要。

论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证据种类,但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刑事诉讼法却疏于规范。一般西方国家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都作为证人证言进行,并且严格限制其证据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陈述独立归类,但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仍然与证人证言无异。从正当程序原理出发,应当对审前调查中的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进行合理的限制,并且应当在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程序中贯彻任意侦查原则、保障辩护方的调查权利。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论社区影响陈述制度

犯罪行为不仅对直接被害人和附加被害人造成危害,还可能对间接被害人即社区造成危害。正因为如此,相关司法区确立了社区影响陈述制度。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量刑请愿书不属于社区影响陈述。为了准确地认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应当构建社区影响陈述制度。在我国构建社区影响陈述制度还能够为区别社区民众和其他民众在量刑中的法律地位提供依据、消除民意的弊端和为非直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发表意见提供更恰当的理论依据。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之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成为实现国家刑事诉讼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视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保护被害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与西方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完善。

论被害人虚假陈述行为的定性——兼谈《刑法》第305条的修改

被害人陈述作为法定证据的一种,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实践中被害人作出虚假陈述的情况广泛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危害性很大。被害人故意作出虚假陈述的行为构成伪证,应修改《刑法》第305条,将被害人纳入伪证罪的主体范围。

犯罪被害人陈述宪法权利的跃升与诉讼权利的强化——以韩国犯罪被害人陈述权保护为借鉴

在观念上缺乏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保障和权利行使内容与形式的过于局限是我国犯罪被害人陈述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韩国在宪法的维度上确立被害人陈述权,立法样态独具特色,且对于该权利的保护更加有力;但是,以刑事诉讼法设计的证人询问方式彻底实现基本权层面的被害人陈述权亦是困难的。我国对于韩国犯罪被害人陈述权保护的借鉴,实现以陈述权为核心的被害人诉讼权利向宪法权利的跃升是必要和合理的;同时,强化刑事诉讼法上的被害人陈述权,以切实保障被害人对量刑程序的参与和量刑意见的提出作为实现完整意义被害人陈述权的有效路径。

非典型性强奸案件中证据审查的困境与进路

与暴力型侵犯妇女性自主权类强奸案件不同,非典型强奸往往多发于熟人作案或者发生在特殊场合以及具有特殊身份主体之间。该类案件认定多依赖被害人陈述,并且可能存在延迟披露的特点。传统的印证模式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空间有限,导致因印证不足而难以定罪。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自由心证模式,但经验法则的运用并未被禁止,在该类案件中建立适用经验法则的正当机制可以作为印证模式的有益补充。同时,建立精细化证据审查模式,高效运用辅助证据,建立起被害人陈述可信性标准同样有助于消解该类案件事实认定的困境。

被害人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探析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陈述是一种重要证据。它是追究犯罪的起点,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来源。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机关向其收集证据时,作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陈述,干扰了刑事诉讼的证明进程,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些案件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社会影响很坏。对于此种行为如何定性,无论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亟待达成共识。

提高性侵案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心理学技术——陈述有效性评价应用研究展望

在性侵未成年人这类特殊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是法庭最终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由于司法改革对证据证明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及公安机关的取证方式不科学,未成年被害人陈述面临证明力不足的难题。陈述有效性评价是规范证言的提取和审查过程,提高证言证明力的心理学技术,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分析认为,陈述有效性评价在我国的应用应从公安机关建立专业队伍、进行陈述有效性评价的实证研究两方面进行实践和探索。

论被性侵留守儿童陈述证明力的提升路径

近年来,性侵留守儿童的案件时有发生,此类案例往往具有客观证据少、主观证据多、证据形式单一、取证困难等特征。受害儿童的陈述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具有辨识能力与言词能力的儿童之陈述应当具有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国内外一般均认可受害儿童陈述的证明力,且采取相对宽松的认定规则。为切实提高受害留守儿童陈述的证明力,应当改进对受害儿童陈述收集程序,遵循"避免二次伤害"和"一次性取证"规则;构建科学可行的受害儿童陈述证明力的审查与认定标准,采取相对宽松的印证规则。此外,还应加强对间接证据的收集、审查与认定,从而对受害儿童陈述的证明力予以补强。

论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的范围——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环节往往被人忽视,其陈述的范围也无人问津,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对立法的认识误区;被告人、被害人的陈述不仅应当包括犯罪事实问题,还应当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可以运用程序正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明确法律的规定,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采取针对被告人、被害人的法律帮助,还需要规范法官的用语和行为。

被害人的虚假陈述

被害人的虚假陈述该如何处罚?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的运用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经过长达3个月诉讼后被撤销,凸显了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证据效力的特殊性。被害人和证人虽然都"身临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实的发生过程,但被害人还"身受其害",这决定了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二者不能混同。被害人的当事性要求立法从作证适格性、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任意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及合法性规则六个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限制;同时规定被害人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其证明力需要补强。

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的启示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在刑事被害人权利复兴的时代得到发展,提交该陈述成为被害人在量刑阶段的一项权利。美国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即是英美法系中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的典型,联邦和州的立法均赋予被害人递交被害人影响陈述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也确认了其合法性。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刑事被害人对于量刑的利益表达机制,应当借鉴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

伪证罪相关问题研究

认定是否"虚伪"既要看主观罪过,又要看实际危害。"假证人"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同样可以构成本罪。在某些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可以作为特殊证人看待,也就可以作为本罪的主体。本罪的成立至少要有抽象的危险结果存在。

刑事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

有关被害人陈述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和矛盾之处,被害人不同诉讼身份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对其陈述的证明力造成不利影响;被害人的控诉职能导致其自由陈述受到限制。新近立法对被害人陈述制度做出了部分努力,但仍不完善。因此,必须修正被害人身份冲突;确立人证取得以任意侦查为原则,以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取证规则;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审查主体及程序;确立翻证免受刑事追诉为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为例外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