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对“被害人自诉案件”法律运用中“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以及“被害人有关证据”、“证明”、“轻微”等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就“被害人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程序提出构想。

试论第三类自诉案件

本文分析了立法上增设第三类自诉案件的价值取向，指出这类案件的实质是公诉案件自诉化，阐述了被害人提起此类案件的条件，并就此类案件审理中的立案、管辖等问题提出了立法意见。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之反思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是被害人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分为公诉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和自诉案件中的程序启动权两种,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独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利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我国刑事自诉在案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瑕疵,可能导致被害人调查取证权的缺失,这成为我国刑事自诉面临的主要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办法不是废除它而是完善它,完善的办法包括明确刑事自诉的相关标准、明确列举案件的罪名范围;引进"自诉担当制度"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被害人权益可能更易被忽视,应根据试点精神具体地确定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据此保障其权益。被害人不宜全程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参与程度以及实体权益、程序权益各有差异,参与控辩协商是重点。在试点期间,应重点解决自愿谅解的自愿性、有效性、合理性与被害人过错问题。明确被害人参与量刑协商的必要性及方式、提出异议的权利与后果以及量刑建议权问题。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可以依法申诉。被害人可以依法对撤销案件与不起诉决定提起自诉,但附条件不起诉是除外情形,应保障并拓宽被害人自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效果。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和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我国自诉救济制度立法刍议

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私权利,监督、制约公安机关、检察院行使国家公权力。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自诉予以救济,由此,在我国确立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然而,近年来的实践反映出这项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从目前的立法现状与实践入手,分析现阶段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不足之处,汲取国外或地区相关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自诉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强奸罪不能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对娱乐圈性侵事件的反思

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中的一类,需要由自诉人推动案件的全过程。告诉才处理案件在我国有一定的社会根基,确立其范围的基本思想包括轻微思想、和解思想和隐私思想。从社会功能方面和立法原义方面来看,告诉才处理案件都并不必然等于自诉案件。强奸罪因侦查取证难度大等自身性质的原因而不适合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即便对告诉才处理案件的救济方式进行改革,将强奸罪纳入其中也不利于对被害人的特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