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民事在线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的检视与路径探索

当事人权益保障体现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确保了实现诉讼效益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在线诉讼中单一的程序选择权类型难以满足双方当事人需求、证人远程作证提高了质证难度、异步审理稀释了直接言词原则、个人信息保护与庭审公开之间存在张力。应当根据被选择事项性质合理确定选择权类型、加强证人远程作证技术保障、肯定异步审理的价值并明确边界、具体衡量审判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价值利益。

物之使用利益的损害赔偿研究

权利人的物因遭受他人侵害毁损、灭失,该物在修理、重置过程中,权利人丧失对物的正常使用,导致使用利益受损。我国《民法典》中并无使用利益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大量相关案例,因此研究物之使用利益损害赔偿的原理与规则有其必要性。侵害物之使用利益能否构成侵权的关键点在于使用利益是否为受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而权利人能否请求损害赔偿,还须证明使用利益遭受侵害时确实存在财产上的损害。无损害即无赔偿,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必然会得到填补,因此对物之使用利益的损害的具体赔偿仍需区分探讨:将物分为具有经营性目的的物和不具有经营性目的的物,对于不具有经营性目的的物可根据是否支出替代费用细化区分,没有实际支出替代费用的还须再判断其是否为生活必需品。

《民法典》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范分析与实施路径

《民法典》补全老年人行为能力,为老年人从家庭生活进入到社会生活提供基础性保护,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手段,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的规定具有普遍性、基础性,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基本前提,《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在《民法典》的基础上,结合老年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有关规定予以落实,以实现对老年人的特别保护。但《民法典》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非简单的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一方面《民法典》为老年人权益保障“奠基”,即为老年人重新进入社会提供基本法律条件,同时从民事生活的角度为老年人提供权利保障,另一方面,《民法典》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其他法律协力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人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提供保障,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对于《民法典》中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规定,还须加强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并有待行政法、司法解释等对其进行细化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要求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还需要在程序法上设置与弱势群体相配套的行权“轨道”。

民行交叉视域下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为尽可能避免居住权对抵押权实现的不利影响,部分不动产登记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居住权的设立前置条件及其消极法律后果。这类规则既缺乏上位法依据,亦难与既有民法体系兼容,甚至已僭越了行政权合理介入物权的权力半径,不具备增设限制性条款的可行性。考虑到抵押权人及行政机关的风险防范与特殊利益,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应回归民法的私益对抗范畴,排除与民法规范相悖的绝对限制性规则,允许当事人在相对限制的界限内自主分配各自所应承担的风险并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抵押权人防御性救济权,减少抵押权人对居住权的抵触心理。为了发挥当事人之约定应有的对抗性效力,需辅之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特殊约定记载义务与风险提示义务,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等机构的事前风险预警机制,从根本上消解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状态。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完善路径

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相契合,其关系到公益诉讼目标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保护公益免受侵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在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过于柔性,如遇被调查对象推诿、阻挠、干涉等妨碍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时,检察机关难以及时调查、收集和核实涉案证据材料。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需要,及时核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适当扩大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探索建立一体化检察民事公益保护禁令制度,规定妨碍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强制性措施,进而完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保障机制。

从婚姻到社会:迈向全面发展的妇女权益保障之路

近年来,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建设成果丰富,既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全面修订,又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在持续赋权的同时,逐步强化平权观念,但其中理念革新与价值张力并存。循赋权进路,规范性理解妇女的弱势所在,找准妇女在社会规范与权力结构中的现实落差是赋权的前提。基于此,应重点围绕婚姻家庭、人格财产等私权领域,完成权利拓展与强化;沿平权进路,厘清与赋权相并列的、支撑性别平等的立法的另一种权利义务及责任分配方式是构建平权机制的前提。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制定亦展现性别平等的最新制度思考,但平权机制的完善仍有诸多未尽之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法理命题与规范体系

生态系统对人类之服务功能逐步被发掘,其功用性使得其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资源性利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利益化,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目标趋于重合,符合人类对共同善的利益追求。为了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最大功用,应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纳入法律利益范畴予以规制。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的法定化需要借助法律权利为载体,并引入或制定相应的义务、权力、责任来充实,以形成以生态系统服务利益为核心的法律概念体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新兴法律概念必须通过法律规范予以固定,这需要对现有法律规范进行重新理解,或创设新的法律规范,建构起“权利-义务-责任”的结构体系,从而实现整个法律体系的融贯与流变。

人工智能时代声音参照肖像权保护之适用研究——基于《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的展开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从法教义学及人格权本身的角度理解,法条中的“声音”应指声音权益,而非声音权。声音与肖像同具备标表型人格权特征,与肖像一样具备基于人本身而产生的唯一可识别性特征,参照肖像权保护具备正当性。声音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前提是为可识别性,在声音参照肖像权保护的同时也应注意声音的特殊保护方式。具体参照规则为:声音的制作、使用和公开参照肖像权保护;行为人不得“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声音;行为人不得混淆模仿他人声音;声音参照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规则;声音参照肖像权的许可使用规则及声音参照保护的二次参引规则。

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建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诉讼类型,存在权源不清、内涵不明以及专项立法阙如等问题。探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的逻辑前提。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二元建构,分别从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展开,是完善未来我国海洋环境诉讼制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将二元建构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结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我国环境诉讼类型整合的必由之路。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国有财产的充分保护

国有财产保护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点领域。国有财产是国家“应有的”财产,是“物”和“权利”的统一,其取得方式不应仅仅局限“法律规定”。保护国有财产要秉承既是权利更是职责的理念。排斥民事公益诉讼介入,单极化保护机制设计及单轨制行政公益诉讼架构成为现行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一大缺憾。打破狭隘认识,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走中国特色的国有财产保护行民衔接双轨共治公益诉讼之路是有效破解之策。

论典型担保非典型化

《民法典》第388条容纳非典型担保是一个重大革新,为建构我国现代统一开放的担保制度奠定了法典基础。学者的动产担保物权一元模式、非典型担保特别法模式、非典型与典型担保并列模式,难以解决传统学理自身的体系矛盾,《民法典》第388条面临着不同的释义路径。主流释义倾向于将成熟的非典型担保物权化,不符合《民法典》第388条的立法旨意也不符合传统学理基本逻辑。合理的释义路径应该是典型担保非典型化,保留抵押、质押、留置的物权名分和形式,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基于优先受偿权共同本质和功能而融合,实现担保制度现代化。法律规定、担保公示、公示时间先后是统合典型担保和非典型担保的三个优先受偿顺序依据。

论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

域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呈现公共自主型和私人自主型两类,我国相关研究受此影响并在路径依赖下形成三种路径,即以“法律监督型诉权说”为主的公共自主路径、以“公益代表人诉权说”为主的私人自主路径,以及有限的折中性路径。国内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延续了域外的路径分化以致缺乏研究共识。基于路径反思,我国相关研究应回归诉讼程序中的主体间沟通关系,柔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监督形式,在诉权和监督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新路径。

当代中国史视阈下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述评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人权保障事业是我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权益保障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视角对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与文化教育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的保障展开研究,形成诸多学术热点。未来,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内容、议题还有待进一步拓展;还需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加强资料建设与整理的力度;并期待广大学者更加关注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状况,并以现实为导向深入对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为促进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和构建中国性别平等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

民法典时代公安民警职业素养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民法典时代,公安民警应当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职业素养。基于人民警察职责与保护民事权益的契合性、保护民事权益能力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警察权对民事权益作用的双重可能性,公安民警应当更加强化民事权益保护意识;应当弘扬民法典主导价值观,具备平等待人的职业修养、公正处置民事权益的职业能力以及友善对待群众的职业道德;应当了解民法典与公安机关职责相关的规定,掌握执法办案、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等服务人民工作中的常用民法知识。

破产撤销权与《民法典》撤销权的冲突与弥合

破产撤销权与《民法典》撤销权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具体体现为可撤销行为的范围、撤销权行使的时间以及相对人主观要素的考量等方面。从《企业破产法》与《民法典》的法律移植、立法宗旨以及破产法自身立法缺陷等方面深入分析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应完善破产可撤销行为的范围、调整破产撤销权临界期的区间以及将主观要件纳入破产撤销权的考量范围等具体的《企业破产法》修订建议,以弥合两项权利之冲突,从而实现其协调适用。

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构建的实践与法理

我国环境司法实践中采取的三种执行模式,均致力于帮助人民法院克服专业技术短板,无法真正解决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结构性困境。个案中创设的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将执行的事务性工作通过法定形式交由专业机构或组织代管,并以管理人为平台回应公共利益代表的监督诉求,更加契合生态环境修复执行需求,具备作为一项专门性执行制度的价值。细化执行实施权的多元配置,是通过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破解“执行难”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该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在制度构建过程中,有必要对管理人选定程序、代管费用的使用管理以及公众监督机制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

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的检视与优化

在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是我国为加重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并强化对食药品安全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进行的尝试。当前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与制度供给,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惩罚性赔偿适用较为宽泛、赔偿金分配与管理模式较混乱等问题。有必要从为公益诉讼原告确立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明确公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以及完善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对该机制进行优化,推进其有序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