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常被用来论说小说的价值和功用,以提高其所评论小说乃至小说文体整体的地位。为此,各类序跋常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和裨补经史的优越性,或将所评小说与其他经典小说比肩,或将所评小说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或称所评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所评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所评小说为济世文章。各类序跋多注重对小说的价值辩护与地位标榜,具有较为独到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功能所限,各类序跋均无法做到完全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读者不可全盘采信。

陈维崧的词学思想与词体艺术品格的开拓

陈维崧是清初少有的词体创作和词学理论兼擅的杰出文学家。陈维崧的词学思想是其词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生生不息的创作力的源泉。陈维崧打破了传统以词体比附诗体的尊体策略,提出“为经为史”的词学主张;在创作论方面,强调寄托的技法以适应词意内言外的复调特质,并对创作主体提出“思”“气”“变”“通”的严格要求;在风格论方面,正体与变体兼容,纤柔婉娈和雄阔豪放并重。除此之外,陈维崧倡导复“艳”为雅和推崇“清”的艺术品格,推动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六经本史”:龚自珍的史学折变与经学路向

龚自珍以史学为突破口,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余绪,融入常州学派的“微言”之学,从而折变为“六经本史”说,打通了经史之学与“经世”的联系。龚自珍的“六经本史”一方面认为经学源于史学但高于史学,所以研析“六经”成为治学的应有之义,于是终又回到“小学训诂”上;另一方面认为“情则生其文”,将经学还原为“情”,并高扬“儒者”之历史使命,要求“儒者”能“以己治之”。但是,时势又倒逼着龚氏埋头于学术之中,只能空悬“太史公之志”聊以自慰。

经学知识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现路径

在儒家经典及历代经学家对经典的阐释即经学中,不仅记录着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和现今的教材体系都难以阐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情况下,将经学知识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自己要深入学习和掌握儒家典籍中关于民族史的内容,深入挖掘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同经学知识的契合点,并努力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相关史料和理论进行收集整合,开设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主线,以经学知识为中心,包含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内的选修课,集中系统讲授中华民族发展史,使学生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经义考》著录江西人著作辨正十则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古代经学专科目录的集大成式巨著。《经义考》辑录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凡八千余种,征引相关文献万余条,难免有缺谬者,兹以赣籍学人及其著作为检讨对象,略为辨正十则。

儒医的文脉溯源与时代思辨

儒医作为一个社群名词,其足迹可谓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在思想上理解并接受儒家文化理念,行动上遵行儒家厚德怀仁道,又以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为其内心准则,这样的一群宗儒习儒的医者与习医业医的儒者皆可视为"儒医"。儒医不仅意指因穷理而医术高深的儒者,同时更涵摄医者厚德怀仁般的儒家之心。由此,秉持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并综合运用中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整合方法,通过医史文献观、生命文化观、隐性知识论三重面向来思辨儒医的历史生态源流,这对于儒医文脉的追本溯源、创新理论和指导实践将大有裨益。

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唐代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多方面的成就。从形式上看 ,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 ;从内容上看 ,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唐代学术是处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学术 ,这不仅表现在时代的自然连接上 ,而且表现在学术传承上。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 ,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1 93 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 ,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 ,对传统采取两分法 ,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 ,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本质而言,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促使其达到解决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正确把握和自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划分为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主要针对统治者尤其是对帝王进行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活动和其他非教育活动中的历史教育等三个大的研究层次,以探讨其在目的、对象、途径、内容、功能等诸方面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儒家的历史形上观———以时、名、命为例

以时、名、命诸题为例来探讨儒家的历史形上观念,其目标既不是提供一种历史哲学,也非研究科学化史学的学理基础,而是通过观念史的分析,揭示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历史叙述背后的预设。这些观念不一定是自觉的理论表达,而是镶嵌在古典生活整体图景中。其思想功能既是历史的,也是人生的,既是道德的,也是宗教的。理解它的意义不只是理解儒家与史学,同是也是理解我们的精神传统本身。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

文学史的叙述原则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修辞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史的主要叙述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史的叙述方法要努力贯彻主体性、关联性和审美性的原则。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可以采用以文学自身审美风貌的转移为基本依据、兼顾政治兴衰与朝代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及以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以文体演变为空间场景来展开文学作品审美阐释的写作体例。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