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邯郸记》改编论冯梦龙崇北尊古的曲律观

冯梦龙改编汤显祖的名剧《邯郸记》为《邯郸梦》,收入《墨憨斋定本传奇》。冯梦龙通过改编文本,表达了崇北尊古的曲律观,并以此来规范传奇创作,《邯郸梦》改订的曲牌范式虽没有被曲家编订曲谱时采纳,但也不可完全否认其定曲体的文体意义。

论裴子野的文学观

裴子野在齐梁文学史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在追求“新变”、讲究“吟咏情性”的南朝,他高举“复古”大旗,重提“劝美惩恶”的诗教功能,以史家发展的观点来评价齐梁文学,对五、四言诗的发展与文笔的演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在看到其复古思想存在局限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他在当时文坛的拨乱之功。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二是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三是体现在研究专著中。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文体分类的问题,具体文体风格特点研究,"文本于经"的观点,"文""笔"之争,古文和骈文之争,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自1949年至1980年,文体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而1980年之后,文体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体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早期边塞诗与西方战争诗歌的比较——以《诗经》中的战争诗与《伊利亚特》的比较为例

作为中国边塞诗之滥觞的《诗经》中的战争诗,与西方战争诗歌代表作《伊利亚特》均是古代战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但却体现出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主体文化精神及生死观、战争观。

从历史观看古汉语诗词英译中的韵律

本文通过对汉英诗词发展史有关音乐性及韵律的运用的分析,认为当前汉语诗词英译中主要采取韵律自由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考察了诗词音乐缺失的变化,将诗词的音乐性归属于意义的延伸,提示了译文中音乐性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真实;进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汉诗词英译无韵的接受环境与趋势;再从语言文化与其所处的文化地位来分析,音韵存在的差异与我们当前的文化地位也决定了翻译中“再创造”的内容与传神的必要性,而韵律自由诗则代表了历史的必然。

刘逢禄《诗经》文体观研究

刘逢禄在《八代文苑叙录》中系统梳理了发源于《诗经》的12种文体的流变,对于认识《诗经》对后世文章学和文体学的影响大有裨益。刘逢禄对文体的认识深受《诗》教"温柔敦厚"的影响,暗含着复古返本以发掘圣人微言大义、坚守圣人之心的治学宗旨。

周珽的唐代五古诗学观

明末学者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简称《选脉》),共60卷,选诗2400余首,是唐诗学史上重要的选本之一,也是唐诗学史上部头最大、最为厚重的唐诗选本。该书分体选诗、论诗,讨论诸体均有创见,尤其是五言古诗一体,所选最多(共13卷),分量最重,所论最有新意。周珽认为,在初盛唐时,五言古诗已经发展至全盛阶段,盛唐至中唐时美才辈出,群星璀璨,至晚唐方走向衰落,其他诗体大体上也符合这一规律。《选脉》着重讨论了五言古诗在"四唐"的转换规律,肯定唐代五言古诗是对汉魏六朝古诗的发展,对盛唐偏于描写"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较为欣赏;对以写边塞风物与战争见长的高适、岑参等人的诗作,亦予以较高评价;对李白、杜甫的五古,则予以高度赞扬,且李杜并重,并无偏颇。周珽论诗,以儒家"怨而不怒"说为指归,这与周氏家族的身世、学养、明末动荡的时代环境有关,但《选脉》以儒家思想论诗,却并不迂腐,而是平正通达而深刻,得"守正出新"之道。周珽论唐代五古艺术,注重发掘其新贡献,如论杜诗,在赞扬其质朴的基础上,突出其"大悲壮""大瑰丽""大宛转流利"等特点,对唐代五古"淡而有味"的风格,也有精当的分析。《选脉》融合了历代唐诗学者的思想精华,特别是能取明人高棅及"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平正通达,其学术贡献应高于《唐诗镜》《唐诗归》等明末大型唐诗选本,值得进一步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