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文化理解中的灵与慧——费孝通晚年思想中的一次超越性自觉

1999年2月7日,费孝通在一次与后辈同事的谈话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上如何能够有超越性自觉,以此来警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少有深度思考而至思想过度平面化的倾向。这是面对世界之变而有的一种超越性自觉。他为此强调“脑筋要跟得上”,要有一种意识自觉,要学会一种搭出来的方法论。为此要超越于原有那些已经成型并设定好的既有边界,实现基于反思而有的新创造。费孝通试图引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重新看待实现人群之中灵性沟通的象征意义,追求超越性的灵与慧的真实存在。这属于人所拥有的象征以及基于象征性而有的意义表达,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人的悟性理解能力,其跟人的大脑中所储藏着的那些“灵”和“慧”的存在密不可分,而“灵”和“慧”的存在本身造就或体现出了人的悟性或理解的发生,这是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面对世界新发展格局时所需要的一种超越性自觉。

冶春旧调歌残后:《卢见曾晚年半身像》题咏初探

《卢见曾晚年半身像》是一幅白描小影,莽莽古朴,为佚名画家所作,现于卢见曾逝世之后。卢见曾三子卢谟受赠后于游历之际邀请其父生前文友题赞。面对卢见曾晚年“鹤貌苍颜”“雪霜姿”小像,众人联系像主生前身后为政治艺,引发无限感叹。题咏诉说卢见曾的理政为人,歌颂卢见曾的修禊流韵,缅怀之余弥漫着浓浓的感伤气氛。

晚年心事与诗情勃发——论何其芳的写诗、译诗与编诗实践(1959—1977)

在何其芳疾病缠身、政治受挫的晚年,他毅然爆发无限的诗情,倡导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他努力创作了一批新诗,同时还写就诸多的旧体诗,并更为积极地译诗与编选诗集。这些或公开或未公开的诗艺实践,集中展现了何其芳的晚年心事。在写诗与评诗、新诗与旧诗、新诗与民歌以及外文与译文之间的悖论,导致其内在缠绕着深刻的苦闷与焦虑。不过,在始终如一的革命政治追求下,何其芳力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思想解放下整合独具特色的诗艺主张,彰显了诗人革命家坚定的生命理想与高度自觉的文化精神。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有着深刻的出场逻辑。从理论缘起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文明史”“文明发展”等思想观点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出场的理论基础。从文化溯源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文明理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准则和思想理路;国外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从历史演进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从实践基础上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次发展。

试论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

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 ,以《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为主要标志 ,建立在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他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 ,力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纳入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去搭救破产的西方文明 ,却有抵制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用心 。

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及当代价值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在晚年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为坚定和深刻。列宁晚年围绕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系列思想,体现了列宁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与深入思考。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恩格斯晚年对人类社会历史观的阐释与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往往着重叙述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则和原理,未全面阐释唯物史观的全面性、丰富性与辩证性。恩格斯晚年全面总结了唯物史观的精神要义与思路,即在明确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层建筑、各种意识因素的重大作用,认为应全面辩证地审视人类社会历史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这些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由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自然变化发展的过程。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振兴图书馆事业——学习《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六个结合”、解决经费问题、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做好图书馆立法工作等4个方面,谈了学习《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体会。

金克木晚年散文的核心言说对象——文化

晚年的金克木把笔触深入到文化的层面,通过对历史与现今文化的回顾、比较及分析,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进行挖掘与展望。金克木喜欢对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议论,而他的评价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定位往往不同,而且有的人物还是我们所不熟悉的,金克木对他们的评价总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是文化意义。因为金克木的写作目的很明确,为时下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把脉。

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

与谢野晶子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充满传奇又广受争议的女作家。在青年和中年时代,她走在时代前列,勇于追求艺术的进步与人性的解放,成为近代著名浪漫女歌人和提倡女性解放的社会评论家。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与时代进步同步的文学家,在晚年思想意识却发生蜕变,成为"极端国家主义者",战后受到批判和指责。与谢野晶子一生所处的时代基本上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侵略战争史同步。本文梳理她战争认识的思想变化轨迹及晚年思想产生蜕变的成因。与谢野晶子晚年蜕变折射的,既是一个文学家的悲哀,也是作为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必然归宿。

从优选论看音译的制约条件

音译是将外来语调整优化为符合本族语习惯的完善的语音组合和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了一系列音译制约条件。优选论这个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调解各方面因素的问题解决模式,以制约条件排序作为筛选机制,规范着源语的音译,对所有可能的候选项筛选,获得优选语言形式,促使音译词这一异质文化因子适合目的语规范及文化习惯,从而更好地进入目的语语言体系。

通榆年画作品民间信仰元素释义

通榆年画真实记录了吉林西部朴实率真的风土人情,记载着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勤劳智慧,共同创造鹤乡美好生活的理想诉求。崇拜观念寄托着科尔沁民众驱邪祈福的心理愿望和生活追求;文化观念表达着吉林西部人民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祈求;教化观念诠释着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和影响;民俗观念凸显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通榆年画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体现着木板年画的民俗艺术之美,也蕴含着心灵慰藉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通榆年画艺术民间信仰的传承体系。

郭沫若基督教文化观流变

1925年后郭沫若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由原先的汲取的姿态逐渐变为批判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的文学作品中,基督教文化色彩已鲜有痕迹。透过历史背景,我们发现,这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环境有密切联系。郭沫若作为一个善于把握时代风潮的文学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必然受到两者的影响,而后期他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文化只能作为其文学创作素材的源泉,而非精神的支持。

立足叙事语境,寻找思想认同——评朱双一《穿行台湾文学两甲子》

朱双一教授自选论文集书名中的"两甲子",既因书中内容是对近现代台湾文学历史的回顾,更代表着一种与"台独史观"相对立的将台湾放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脉络中的正确史观。强调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语境意识,则是朱双一学术观念上的另一特点。通过对相关叙事的考察,关注台湾民众的认同倾向并学理性批判"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等流行论调;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探讨两岸文学的渊源关系,指出多种"五四"时期创作思潮在当代大陆其势不彰,却在当代台湾得到延续;揭示1950年前后外省赴台作家将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带入台湾,形成台湾文学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善于发掘半个多世纪前陈旧报刊中的珍稀资料并加以意义的阐释,成为本书的几个创新性亮点。

毛泽东晚年教育观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启示

毛泽东晚年劳动观主要包括尊重体力劳动者,彰显体力劳动的重要性;通过"脑体合一"的理论,崇尚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体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时下我国劳动观呈现出劳动教育目的的"形式化"、劳动教育方法的"惩罚化"和劳动教育途径的"身体空虚化"等诸多问题。毛泽东晚年的劳动观至今对新时代劳动教育建设颇有启迪意义,其启示我们要继续推动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化,实现"脑体合一"均衡发展的劳动教育体系;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最根本的就是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因为它可以直接支配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同时国家要注重开发和利用高校劳动教育的资源和平台,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劳动意识。

晚年恩格斯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哲思--兼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文化补写

作为阐析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产阶级社会从后思索人类历史的思想凝结。晚年恩格斯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实证材料,从历史起源、历史道路、历史根源、历史价值四个层面立题,将既有历史哲学的“历史”射程扩展至囊括“史前史”与“东方史”的人类整体历史之中,并从中凸显了亲属血缘文化、民族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结构、宗教文化观念对于历史更替与变革的推动作用。这种立足民族实践之上的历史哲学祛除了资产阶级“一般历史哲学”的抽象释义,以对“历史”界限范围与适用条件的现实性规定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非永恒性,进而为透视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形态提供了方向指引。晚年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兼具哲学的高度、历史的深度、文化的广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内在嵌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文化意蕴。

论易顺鼎晚年诗歌的“颓废”美学

易顺鼎是晚清民初著名的诗人，其晚年诗歌颓唐放肆，且有大量吹捧演员伶人的作品，以往一直受到批判。但实际上，这些诗歌中“世纪末”的感受、零余人的悲哀、对技巧的推崇，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颓废风格”。而捧伶诗中对欲望及感官的大胆呈现，也显示出“过度书写”的特征，极具现代气质。另外，易顺鼎晚年诗的“颓废”书写还呈现出公共化的特点，体现出民初精英文人与通俗文化的融合。总的来看，易顺鼎晚年诗中的颓废美学，反映了旧体诗在新时代自发的变革倾向，是现代颓废主义文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