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天谴观念的兴亡——漫步地震五千年(5)

天谴观是在远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视灾异为上天对施政失道的谴责警告。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仅在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早期为君臣提供了谏言善治的机会,君王则以控制信息、自省罪己来处置。中期演变成查撤高官、官场倾轧的手段。清朝则将地震的发生与文字狱结合起来,变成维护统治、镇压百姓的工具,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坚持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华传统德刑观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中华传统德刑观,自先秦诸子的论战至汉代,逐渐确立了先德后刑、德主刑辅的总体观念;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演化,至唐确立了德本刑用、礼刑结合的正统观念;宋代朱熹从理学出发,将传统德刑关系改造为明刑弼教、德刑并重,并成为明清的官方主导思想。以中华传统德刑观为历史借鉴,当代中国构建轻罪体系应以德法共治理念确立慎刑观,从而破除对刑法的过度迷信,同时以良法善治理念确立恤刑观,从而规范犯罪的附随后果。

我国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立法完善

现行《刑法》只有一些分则条文对牵连犯规定了不同的定罪处罚规则,而总则条文没有一般性规定,这导致了对于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混乱、矛盾局面。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选取,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牵连犯本质及其构成条件、犯罪的本质和刑罚观、国家对具体犯罪的刑事政策、数罪并罚制度等。若欲弭除抵牾,使立法对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规范化和科学化,宜在刑法总则规定:"对于牵连犯,从一重罪从重处罚。法律规定数罪并罚的,依照规定。"刑法分则规范在对特定的牵连犯作出数罪并罚规定时,要基于审慎的严惩政策;具体的司法解释也尽量避免把所涉及的牵连犯解释为实行数罪并罚。此外,作为配套措施还应修改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来促进牵连犯处断规则的和谐。

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的分离

刑事立法论上的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虽然就犯罪的成立范围表现出明显的对立,但对犯罪的刑罚处罚范围不一定存在实质分歧;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违法必究”与“有罪不罚”并存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对于行为构成犯罪但不给予刑罚处罚的普遍做法,不必用也难以用“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分离”来解释,不应得出“某种行为根据行为规范构成犯罪但根据裁判规范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在刑事立法的活跃化不可避免的当今时代,刑事司法应当摒弃“有罪必罚”的观念,积极推进“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的分离”;对于大量情节较轻的犯罪只需认定犯罪的成立(可以同时给予非刑罚处罚),不必科处刑罚,这是最大限度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实现预防犯罪目的)与自由保障机能的最佳路径。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第240条与第241条为视角

近期,社会各界对拐卖妇女案件刑罚适用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其中提倡对拐卖妇女罪“加重处罚”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提高刑罚”的观点获得较多关注。该观点既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中发挥刑罚的积极性的体现,也是常识主义刑法观的表达。积极主义刑法观与常识主义刑法观并不冲突。积极主义刑法观主张,刑法可以适度的介入生活,适度的犯罪化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应肯定积极主义刑法观。积极主义刑法观在法理层面贯彻法益保护原则、兼顾刑法谦抑性、落实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同时存在刑法规范文本的支持。对拐卖妇女罪是否在司法层面“加重处罚”的问题,应发挥司法的谦抑性对“情节特别严重”予以谨慎判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否在立法层面“提高刑罚”的问题,应秉持实质的法益保护原则,在法益并未改变、刑期规定并无不合理之处时,不应贸然通过立法予以“修法”。

古代蒙古人的犯罪观与刑罚文化

蒙古人的矛盾性格在其习俗与法律中体现为内外有别的二元犯罪观与相对宽和的刑罚文化。当时的蒙古各部落内部因"约孙"的调整而相对稳定,却因为部落间的仇恨和争夺而连年混战,与其二元犯罪观有关。蒙古人的刑罚从帝国前期的极端严苛发展到北元时期日益表现出的轻缓。这一变迁与蒙古王公贵族的治理术以及国家观念的瓦解有很大的关联。

浅析墨子“刑赏”思想的产生

墨子生活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为其"刑赏"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墨子"刑赏"思想以独特的自然观、国家观和人生观为理论基础,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具体实施原则,并且体系完整。"刑赏"思想倡导"非命"、宣扬"天志"、追求"非攻"、推崇"兼爱"、致力于"兼相爱,交相利"理想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控制思想。它产生于背景复杂的时代,其中某些领先于时代的思想因子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新的监狱安全观

当前，旧的监狱安全观对监狱行刑改革造成了思想上的阻碍，必须建立以改造为本位的新的监狱安全观，突出矫正功能和服刑人员回归。新的监狱安全观在制度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基层民警的自由裁量权，非暴力性惩罚是新的监狱安全观中的行刑方式与底线。

对少年犯司法保护应确立的几个理念

基于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和刑罚观的转变,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犯罪人都施以特殊司法保护原则,我国也是如此。为了正确贯彻这一原则,实现刑法的双向保护机能,澄清一些片面认识,必须确立罪刑法定理念、双向保护理念和教育为主理念,使对少年犯的特殊司法保护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钱霖“聚而不散遭殃咎”的货币思想

看钱奴好聚敛,或疯癫猖狂苦贪求;或撕破六亲颜面结寇仇;或搜熬平人骨肉做膏油;或忍着饥寒添消瘦。聚而不散必遭下列殃咎:众口咬牙切齿骂不休;家破人亡难收救;囚禁钩杀难宽宥。

苏轼的赏罚观及与其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苏轼认为,赏罚不仅要体现爱民、利民的宗旨,而且要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有利于人自身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联系考察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他终身坚持改革社会弊端必须要有利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观点,十分重视立足长远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实施赏罚与推行政治改革在维护社会安定、巩固政权和维持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其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此找到了苏轼赏罚观与其政治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多维视域下教育惩戒权的行政处罚权属性证成

教育惩戒权的法律属性定位是教育惩戒相关立法、执法、司法及其内部构造等一系列制度架构的核心。2020年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18条间接承认了教育惩戒权的行政权力属性。然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并未对教育惩戒权究竟属于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行政指导权等行政权力谱系中的何种具体行政权力以及教育惩戒权有何特殊性等问题做出强有力回应。通过实践、理论、立法、解释四个维度对教育惩戒权的行政法律属性分析后可以导出:教育惩戒权是一种兼具行政性、处罚性、特殊性的行政处罚权。

《商君书》刑罚思想新探

先秦典籍《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刑罚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赏、刑、教三位一体,综合施治,做到明赏、明刑、明教相互联动,追求无赏、无刑、无教的自治社会。其刑罚思想是一种施政措施,表现在政教观、赏刑观和刑罚观之中。在治理方法上倡导“兴国用赏罚”,提出重刑罚、轻奖赏的赏刑观;在具体适用上刑罚与奖赏有层次、重尺度。刑罚的目的追求“以刑去刑”,区分现实刑与预防刑,最终达致“重轻,则刑去事成”的社会效果。在社会管理上利用激励机制,主张“治民避乱”的治理效果。《商君书》刑罚思想是先秦法家法治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其现代价值在于重新审视重刑主义的历史客观性,揭示集体法律责任中西文化的契合,以及预防犯罪的社会管理功能。

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及其完善

高校处分权是一种行政权力,它的不当行使将导致静态的校规侵权和动态的管理中的具体侵权,包括侵犯学生的实体权和程序权。为减少教育纠纷,需要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合法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以及高校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的司法审查。

福柯《规训与惩罚》的理论基础与终极关怀

福柯其人其思想都极为独特。他经常以独特的思维关注主流学术不屑谈及的领域,譬如疯癫、疾病、罪犯与性。《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在谱系学历史观的支撑下写就的一部惩罚史,以此解构线性历史观所支撑的主流视域对惩罚史的解读,最终体现了其对现代人自由问题的关注。

刑法象征性立法——批判与被批判的武器

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表现,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姿态性”“安抚性”“情绪化”和“安全感”特征,直接源自立法的“虚幻性”或“空洞性”,但其实质根源是单纯的价值宣示性或信仰说教性。此表现与实质组合成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品相。一项刑法立法是否属于象征性立法的识别标准包括“现实可能性”的事实层面和“应受刑事处罚性”的实质层面两个维度。依此标准可妥当地判断国内外诸多刑法立法例是否象征性立法。新型犯罪自然要面对象征性立法问题,而避免象征性立法则有赖于采取面向实践的方案:结合程序性和实体性标准的合理入罪机制,同时顾及刑事政策。刑法象征性立法概念对于审视刑法立法包括新型犯罪立法构成了“批判的武器”和“被批判的武器”,故能够抑制过于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和过于积极的新型犯罪立法观。

类中心极大的多视角极大熵聚类算法

在数据稀少、数据维度高、多视角聚类任务的情况下,传统极大熵聚类算法会因类中心趋于一致,从而导致聚类失败。为解决此类问题,在传统极大熵聚类算法的基础上,引入类中心惩罚机制,融合权重矩阵实现多视角划分融合,构建出类中心极大的多视角极大熵聚类算法。该算法通过调整每个视角上的权重来体现某个视角的重要性,并通过类中心极大惩罚项解决了多视角聚类任务下,因数据稀少、数据维度高导致每个视角上的类中心趋于一致的问题。通过大量实验进一步证明,该算法在处理高维度、数据稀少、存在干扰数据和多视角的数据集时,其聚类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聚类算法。

新时代轻罪治理的观念转变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刑法在未来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刑法观的确立兼具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结合国外处理轻微犯罪的立法和实践经验,适时转变罪刑观念、增设轻罪罪名、完善轻罪治理体系,用刑法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行为准则应成为刑事法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论贝卡里亚的人本主义刑罚观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以古典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 ,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原则和宽和人道的刑罚原则 ,主张遵守社会契约 ,珍惜人的生命 ,保障人的自由 。

《尚书·吕刑》与“明德慎罚”思想

"明德慎罚"是《尚书·吕刑》德政观的思想渊源。考据《吕刑》,发现其文本中传达了"明德慎罚"的信息。《吕刑》关于"明德慎罚"思想的表达,是早期"《书》教"传统传播的诉求。在后世"《书》教"传统的更定、发展中,"明德慎罚"依然是维系统治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