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婚姻中媒人谫论

媒人在古代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基础。最早的媒人,当出现于人类进入族外婚的史前时代。每个部族的女性祖先,应该就是该部族祭祀的负责人口繁衍与男女婚姻的女神“高禖”(高媒),比如夏人的涂山氏、商人的简狄、周人的姜嫄等。《周礼》中的“媒氏”,是周代官方的婚姻媒介组织,负责婚姻男女的统计与管理工作,实施劝导早婚多育,为适龄单身男女提供组成婚姻家庭的机会,其最高长官应是由颇有生育管理经验的老年女性担任。《仪礼·士昏礼》中的“使者”“使”“宾”,应该是在贵族婚姻过程中担任说合任务的媒人。《左传》记载了一些诸侯国君之间的跨国婚姻,媒人级别也比较高,一般由该国的执政大臣或宰相担任。《诗经》“国风”中反映家庭、婚姻、爱情的诗篇,多有平民阶层婚姻的媒人,应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媒人群体。作为一个古老且重要的社会角色,媒人需要有较高的职业修养和语言能力,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出土文献所见秦朝婚姻法特点新探

考诸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可知,秦朝婚姻法规定男女良贱可以通婚,保护女性权利,追求公法本位,体现出身份界限尚不严格、夫妻地位相对平等、私法公法化的特征。究其原因,当与秦朝门第观念、社会结构、妇女社会参与度、法家思想治国、社会风气等有密切关系。秦朝在婚姻法中弘扬普法精神,提倡依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对于完善现代婚姻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盛唐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女性婚恋观比较研究——以《敦煌歌辞总编》和《万叶集》为例

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唐代,妇女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邻邦日本当时正逐渐受到中国唐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妇女也拥有与唐朝较为相似的生活环境,但是女性地位却有所不同。该研究以中国盛唐时期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社会的婚姻制度为背景,采用比较研究法与归纳总结法,通过对任中敏先生编著的《敦煌歌辞总编》和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进行对比释读,将其中有关妇女婚恋观的作品进行归纳和分析,剖析同一时期妇女对婚恋的态度以及在婚姻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期为研究该时期两国社会的婚恋状况以及女性的婚恋观提供新的视角。

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是唐代佛教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缔结乃系缘分;二是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三是出家为尼,不忘家庭责任,且与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四是居家事父母,以持戒祈福为行孝方式等。这些影响既含有增强唐代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以"宿命论"制约女性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消极方面。

附远厚别 防止乱族 强调成妇——从《仪礼·士昏礼》看先秦社会婚姻观念

《仪礼·士昏礼》所载婚礼仪式对我国传统婚姻习俗有着重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而且也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婚姻观念与妇女思想。在《仪礼·士昏礼》的文本中,婚姻是事关家族兴旺发达的大事,女性作为构建合"两姓之好"的使者,必须履行许多责任,她的身体必须被禁锢以确保不会给夫家带来乱族的灾难,她在"归家"以后必须做到"妇顺"以确保"两姓之好"的持续发展。虽然婚姻是通过男女两性的结合来完成的,但是婚礼仪式及其象征意义并没有体现出对男性的要求与规范,男性只是女性归家的媒介,维护婚姻稳定、家庭和谐的责任都落实在女性身上。

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

过去人们对法家思想在秦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促进了秦的统一,但后期对秦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把秦的灭亡归结于法家思想。秦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归结于秦用法家思想统治而导致秦快速灭亡是缺乏根据的。统一后的秦王朝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对于维护当时的统一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上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的朝代并不只有秦代,汉以后的政权仍然执行的“外儒内法”的思想,但并没有导致汉王朝很快灭亡。因此应对法家思想进行全面的评价。

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

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 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 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

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

政治婚姻是以婚姻为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婚姻形式 ,它是唐代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 ,其方式和类型也随政治、军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 ,政治婚姻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唐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有利于边疆和平和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廷与藩镇联姻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维护中央集权 ;藩镇之间联姻在初期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 ,至唐末又有助于壮大强藩的势力 ,实现局部的统一。

隋代王通的“中国”观及其时代特色

王通"中国"观的主要内容继承了五帝三王以来地理、政区、汉族、汉族/中原文化、王朝(政权)等传统涵义,其"中国"观言论中,指称王朝(政权)所占比重最大。王通所称呼的"中国",不仅有两汉、魏晋等汉族王朝,还包括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王通称呼前秦和北魏政权为"中国"是对传统"中国"观的新发展:它是魏晋以来中国王朝频繁更替、民族关系空前活跃的产物,是王通顺应华/夷关系新变化,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及其王朝(政权)的表现,是对儒家严华/夷之防观念的巨大冲击,在"中国"观问题讨论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王通的"中国"观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他对汉族的衣冠礼仪"中国"的明显倾向性和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的华/夷之别的观念。

先秦“结婚旅游”质疑

在中国上古时期“结婚旅游”现象不可能“广泛存在”和“蔚然成风” ,所谓女娲兄妹上昆仑举烟占婚的神话并不具有旅游的性质 ;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比较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既"同"又"异","同"表现为两家都以维护当时约定俗成的婚姻道德为己任,以建立某种使男性受益的婚姻家庭秩序为目标;"异"表现为两家在达至理想婚姻家庭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略有差异。"同"源于两家共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共同作为男权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异"源于两家有差别的人性观和治世方略。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晚明新思潮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

"三言""二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晚明时期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潮。它们体现了不耻言利,义利并重的义利观;体现了顺应人性,肯定欲望合理性的理欲观;体现了颂扬真情,倡导自主平等的婚恋观;也体现了重视自我,追求适意享乐的人生观。

县域“方位名乡”体制与秦汉帝国扩张

秦汉帝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方位名乡"体制。这一体制从秦汉帝国控制的腹心区域向周边地区扩展。除了行政管理模式的延展,"方位名乡"体制在边远地区出现,更是华夏民族天下观、地域观、方位观的延伸。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诗经》审美观念举例

尽管《诗经》并非专门的审美理论文本,它所包含的审美观念却大有可观。它们数量众多,涉及到广泛的审美领域:既有一般性观念,也有特殊性观念;有男女,有物我,有内外;有兼言,有专称,似足以形成一小小的审美评判系统,足可显示先秦中华早期审美意识之发展水平。

《编年记》简书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审美艺术特征

睡虎地秦简是历史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编年记》简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编年记》简书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于其具有求新、求简、求变的超越时代的进步历史文化观念。《编年记》简书的书体具有率真随性的情态美、正欹相倚的形体美和从容自在的气韵美,无不体现出一种全新的美学观念及审美价值取向。

先秦婚俗中的履屦

刘向《说苑.修文篇》中有关先秦亲迎礼仪式的记载中提到了“取一两屦以履女”的行为,这种行为无疑具有某种含义,而此含义的确定又取决于使亲迎这一礼仪系统整体得以产生并运作的指导观念。由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两周时代的亲迎礼是以“妇顺”观念为核心而展开的;同时,“屦”、“履”、“葛屦”等物象本身就包含着“柔”、“顺”之意。因此,先秦亲迎礼中“取一两屦以履女”的行为是妇顺原则的体现。

论古代房中术产生的社会背景

房中术是中国古代研究性生活与养生关系的一门学问,之所以在东周秦汉时产生和发展起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东周秦汉之时,社会上淫风盛行,房中术应时而生,房中术的目标是既要保证性生活的量,又能提高性生活的质。其次,贵族阶层的一夫多妻制,客观上使家中男主人的房事任务变得非常繁重,房中术能提高男人有限性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此外,房中术中的优生种子术是宗法制度的产物。东周时兴起的房中术,就是在前人种子与房中优生的零星知识基础上发展成系统的房中优生之术。

贾谊《过秦论》之“破体”解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其作品《过秦论》开中国散文"史论"体之先河,写法上采用"以赋为论"法,唐人称之为"破体"。就《过秦论》中的"以赋为论"之"破体"法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