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抱一作品中的诗画意境

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曾以西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对中国传统诗画艺术做系统研究,这使他备受西方学界赞誉。他在早期诗画共论的批评实践中呈现出整体、转化、和谐等美学意蕴,进而在诗画一体的文艺创作中深入存在、死亡、虚、元气、道等哲学思考,力图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对话中揭示隐秘而真实的生命和世界。诗画共论的批评范式和诗画一体的创作风格共同营造出趋虚向道、走向大开的诗画意境,构成程抱一文艺思想的重要面向。得益于中西合璧的诗画艺术,他在多个领域的写作都体现出生命存在的和谐以及宇宙整体的共鸣。

西方诗学文化的时间化传统及空时性趋向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视觉中心主义的文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空间化转向在西方诗学文化领域得以发生的前提,是传统的西方诗学文化具有一种时间化特质,而这种特质又与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具有内在联系。由于“逻各斯”的两大基本含义是“言说”和“理性”,在逻各斯语言观的影响下,西方诗学也有两大突出特征:注重语言音韵的感性审美特征,强调文学的理性本原和认识功能。由于音韵是在时间中存在的现象,理性逻辑也以时间秩序为基础,西方诗学文化传统因此具有一种时间化倾向。这一时间化倾向还表现在强调“诗画界限”、反对视觉化美学,把诗乐进行类比、强调“诗之乐境”诸方面。认识这一点,不仅有助于中西诗学文化、文明互鉴,而且有助于理解当代跨媒介艺术文化理论所表现出的空时性趋向。

桐城派晚期诗歌选本编纂与唐诗观建构——以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为中心

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曾国藩所编选的《十八家诗钞》,是其诗学思想和审美标准的重要显化。此书十分重视诗歌与气韵之关系,同时善于以文论诗、以史释诗。从《十八家诗钞》的审美倾向及编选目的来看,曾国藩论诗时继承了桐城学人诗文一理、以气论诗的诗学主张,将文论引入诗论之中,同时极为推崇杜甫、韩愈这种“合乎文法”的诗歌风格,其选本所选取的诗歌也常呈现出“气盛言宜”的审美特点,这些编选特点亦能体现出曾国藩对桐城派早期及中期代表人物姚鼐、方东树等人唐诗观的继承与发展。

为诗一辩:基于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

西方认识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颇具影响的“为诗一辩”行动,三次行动均涉及诗歌的社会功用,也不同程度地阐释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为诗一辩”的行动并未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史诗一家”的文化传统,诗歌与历史的关系结合十分紧密,而且诗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无须为诗进行辩护。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进程十分曲折而多变,其中蕴含着现代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国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孔。20世纪20年代现代诗歌的发生期,郭沫若和李金发对于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分别采用了融入现代科技元素和借鉴西方深层心理机制探索的方式,拉开了中国现代诗歌认识论的帷幕。三十年代以卞之琳为代表的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化古”与“化欧”的中西比较思维将认识论进一步推进。四十年代穆旦和冯至分别从潜意识与佛家认识论,以及身体美学和深层审美心理结合方式将现代诗歌认识论推到全新高度。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已经意识到现代诗歌历史观的重要性,陈超和耿占春分别提出了“个人化-历史修辞”和“别样的写作”当代诗学批评路径,二人分别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为当代诗歌批评探索出切合实际的当代诗学历史观。如何分辨和界定现代诗歌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呼之欲出,随着当代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之间的割裂状态的加深以及诗学认识论的提升,“为诗一辩”的必要性已经凸显出来。随着现代诗歌的发展,有效引进现象学中的“意向性”概念,通过对“我思”和“反思”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机制研究可以拓展现代诗歌在历史观方面的认识论研究路径。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诗歌发展史观探究

明代是中国诗学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开始有了诗歌发展史观的自觉。王世贞的“衰中有盛,盛中有衰”、胡应麟的“诗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思想影响了许学夷诗歌发展史观念的形成。许学夷在历时性的宏观视野上,以理势观为出发点,以正变为主线,在自律与他律的交织中,呈现出诗体“正”“变”“亡”的演变逻辑,并在否定之否定中表现出“诗体代变”的特征。他对诗歌演变路径的分析、“理势观”的表达、“他律”与“自律”的阐释,全面呈现其诗史观念。他批评公安诗学,继承与发展了王世贞与胡应麟的诗史思想,为清代诗歌发展史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黄子云《野鸿诗的》对李商隐的批判

李商隐诗瑰丽诡谲、朦胧窈渺,《无题》组诗更是感情深藉、凄艳浑融,允为诗史经典。但清代诗论家黄子云却对此深恶痛绝,在《野鸿诗的》中对李商隐大加斥责,称其为“三百篇之罪人”。究其缘由,除与黄子云颇具个人特色的诗学观、对传统诗学观片面的选择和继承、其自身的个性等相关之外,在时代流变下,以黄子云为代表的“卫道士”对诗歌政教功能的维护也是原因之一。

陈维崧的词学思想与词体艺术品格的开拓

陈维崧是清初少有的词体创作和词学理论兼擅的杰出文学家。陈维崧的词学思想是其词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生生不息的创作力的源泉。陈维崧打破了传统以词体比附诗体的尊体策略,提出“为经为史”的词学主张;在创作论方面,强调寄托的技法以适应词意内言外的复调特质,并对创作主体提出“思”“气”“变”“通”的严格要求;在风格论方面,正体与变体兼容,纤柔婉娈和雄阔豪放并重。除此之外,陈维崧倡导复“艳”为雅和推崇“清”的艺术品格,推动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黄宏荃《英译宋代词选》中的“心译”法解析

作为一名被遮蔽的翻译家,黄宏荃的代表性译作《英译宋代词选》还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论文旨在探讨黄宏荃在《英译宋代词选》中提出的“心译”法,结合书中的大量译例,分析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撰写导言与注释,为译文读者提供解读语境;(2)添加具体词汇,烘托原作的情感氛围;(3)充分利用英语形合特征,打造地道译文;(4)采用各种变通手段,译出原作的精神与韵味。黄宏荃的“心译”法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整个文学翻译不无启发,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方能产出精品译文。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信疑之间:苏轼的祈雨实践与祈雨书写

苏轼关于祈雨禳旱的诗文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作为私人书写的诗歌,其中反映的祈雨心态代表着苏轼个体的思想,而作为公文书写的祝文,其祷神之词代表着守土之臣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义务。这种祈雨心态与祈雨实践的矛盾,使苏轼在务虚的、非理性的祈雨实践中融入了理性与人文的因素:其祈雨实践既有北宋地方祈雨的普遍性特征,同时又展现出儒教为先、重民闵生、排斥巫术、人神对举等鲜明的特点;祈雨诗歌则在神明崇拜的蒙昧氛围中散发出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光辉。

宦湘作家吴镇对集句诗的认识及其集句诗创作

吴镇是清中期集句诗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对集句诗的功能和创作有着明确的认识,其集句诗题材广泛,体式完备,裁剪随心,工巧自然,意境悠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吴镇于乾隆后期曾任湖南沅州知府,宦湘期间受湖湘山水的影响,创作了《沅州杂咏》和《潇湘八景》两组专题集句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中期集句诗走向繁荣,推动了湖湘文学发展。

从江顺诒到王国维:近代“以境论词”审美批评趋向

“境界”说是近代词学研究的焦点,但从江顺诒到王国维“以境论词”的审美批评变化及价值,在词学史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寻绎“以境论词”这一近代词学审美批评的趋向,一方面是审美思维发生转变。江氏首次明确提出“词境”,把“以境论词”从传统词学风格审美,上升至统摄词学的审美批评;而王氏受西方哲学影响,又超越传统词学的审美义界。另一方面,“以境论词”的确立,促使词学审美形态的变化。从江氏词学体例的首次明确,到王氏的批评之学,超越了传统词学的审美形态。究其根源,在近代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以境论词”审美价值的多元,隐含了对外来文化冲击的不同回应。

新诗的“内在韵律”如何成为可能

“内在韵律”这个概念一直在新诗理论建构中占主导地位。这一概念在提出之初被框定在了内在情绪方面,而割裂了它与外在形式的有机联系。该文借用理论家哈特曼与帕斯关于节奏及韵律的界定,来对“内在韵律”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并从古典诗歌传统的时空音乐性的节奏观中汲取灵感。中国古典诗歌中对时空音乐性的强调与“内在韵律”的概念十分契合,以时间的变化引领空间的变化,旨在建构“一个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这种联系让“内在韵律”不再是一种玄谈而有了具体表征。最后,内在韵律在诗歌中的实践可以说是“外动而生中”,新诗如何将外在形式与内在节律圆融,即如何实现音乐性至关重要。

论中英传统文论与诗歌中的价值诉求和情感表征

中国传统诗歌和英国传统诗歌在不同时空中有交集也有抵牾。首先,中英传统诗歌古典文论具有不同的文采观与创作观,这是来源于作者的隐性价值诉求;其次,中英传统诗歌从文本意义上还具有不同的恋爱观,这是不同民族诗歌中所传递的显性价值诉求,透过价值诉求,中英传统诗歌中仍具有不同的情感表征,其可能的表征为风景书写,构建了中英传统诗歌中的不同特点。

中国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中“现代情绪”的书写

采用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以及比较互参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派诗人对晚唐诗风的现代性重释、现代派诗人在非线性时间观中完成了自我主体的确证、现代派诗人对中国式“荒原”的书写等问题,着眼于当时的历史场域以及晚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层面,试图窥见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下传达出的不同于西方的、繁复的现代情思。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

方回所撰《瀛奎律髓》,是一部集诗选、诗格、诗话为一体的诗学名著,对后世影响颇大。人们对方回诗学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瀛奎律髓》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宗派之论,由此衍生出一些批评性意见。但方回论诗,并不偏执,总是兼及两端,希望在两端折中互济中求变求新,为诗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所谓两端,如既为宋诗张目,又力倡以盛唐为高标;既倡"格高为第一",又重圆熟,希望以圆熟济格高;既重诗法,又倡无法;既重工巧,又以浑成为至高境界等。只有同时关注方回论诗之两端,我们认识的才是完整的方回。已有的方回诗学研究,多关注一端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另一端,由此带来对方回认识的偏颇。这被忽视的另一端,多表现在他对唐诗的论述中。

合古成纯,别开生面:王夫之文论思想揭橥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文学领域有着精深思考,其文论思想往往在继承中有创新,于总结中寓突破。如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从佛家"现量"角度对艺术直觉作了细致辨析,不论是深刻性还是系统性都超过了钟嵘、严羽的相关论述。王夫之对诗歌整体结构的论述也并非首创,但他以"圆"、"净"为核心所提出的"一意"说、"一笔"说等一系列创见,从广度与深度上完善了前人诸说。王夫之对"兴观群怨"的重新阐释,将传统的诗歌功能论提升到了"四情"的本体论高度,并第一次对"兴观群怨"作了接受维度的创造性解读。王夫之还继承了明人对诗乐关系的思考,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乐体诗用"的观点,认为诗歌的美感乃至于存在意义都应体现为一种"乐"质,并通过多层特定的节奏运动体现出来。

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真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反映了他对存在之追问的深化,对此在存在可能性之探索的拓展,渗透了诗性运思的特质,这是与通常的语言观的根本不同之处。

语篇视点与诗词英译

从宏观语用学的角度,以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为例,探讨了诗词翻译中视点对意境的创造、文化信息的传递、文本内容的再现及意象重构的影响和视点的层级性、有序性、关联性与一致性对诗词翻译的影响及其在语篇连贯中所起的作用。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