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行交叉视域下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为尽可能避免居住权对抵押权实现的不利影响,部分不动产登记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居住权的设立前置条件及其消极法律后果。这类规则既缺乏上位法依据,亦难与既有民法体系兼容,甚至已僭越了行政权合理介入物权的权力半径,不具备增设限制性条款的可行性。考虑到抵押权人及行政机关的风险防范与特殊利益,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应回归民法的私益对抗范畴,排除与民法规范相悖的绝对限制性规则,允许当事人在相对限制的界限内自主分配各自所应承担的风险并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抵押权人防御性救济权,减少抵押权人对居住权的抵触心理。为了发挥当事人之约定应有的对抗性效力,需辅之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特殊约定记载义务与风险提示义务,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等机构的事前风险预警机制,从根本上消解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状态。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风险承担:激励还是自利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观”和“自利观”,选取2008—2022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及其产生的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这一正向影响会因股权性质、管理层激励程度以及劳动力依赖程度等条件的不同,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差异化影响。文章证实了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激励观”而非“自利观”,这对深化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部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逻辑与进路:环境刑法中的新生态中心法益观

目前环境刑法法益观主要包括人类中心法益观和生态中心法益观。人类中心法益观因“治理延迟”致使环境刑法处于被动地位,生态中心法益观因“见物不见人”致使环境刑法走向极端。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应坚持新生态中心法益观的立场,扩大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重塑环境犯罪的入罪边界,优化环境犯罪的量刑规则。这既是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的要求,也满足环境刑事司法修复规范完善的理论需求,更符合世界范围内生态法益独立保护的趋势。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刑法教义学认定

保护农用地使用的合法权益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关键入罪要素——“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准确认定却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土地性质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改变行为”的界定不清以及“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之间的关系厘定不明。积极刑法观的提出对该罪的认定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在积极刑法观理念下,应坚持生态法益原则,厘清“改变行为”的界限,明确“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的关系,并坚持以规划地类为标准确定土地性质,准确认定本罪之“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以有效地预防农用地犯罪,为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丰子恺“大艺术观”的思想之源、直接抒写与间接影射

从丰子恺的生平与经历切入,探讨了丰子恺“大艺术观”的思想之源:受到竹久梦二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及儒释精神的直接启蒙,同时,借鉴了康德、利普斯及闵斯特伯格等人的西方美学理论。从直接与间接两个维度,以“绝缘说”“情趣说”等观点为例,结合观看态度、观看旨趣、观看目的分析“大艺术观”的直接抒写,并从思想呈现与现实批判的角度,言明“大艺术观”对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新貌和丰子恺反战思想的间接影射。

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当代阐释和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义利观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义利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理论基石,团结合作是其实践逻辑,公平正义是其价值指向,共同发展是其目标旨归。坚持人民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理论创新与传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实践路径。

动物资源犯罪认定的逻辑转向:从单层法益观到双层法益观

我国近年来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相关刑事法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立改废。当前的动物资源犯罪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陷入了悖论式困境:从严惩治导向下犯罪圈与刑罚圈的扩大导致了泛刑法化困境;宽严相济政策下的若干限缩认定措施又存在着诸多实体与程序疑问。困境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单一偏向。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具有“人本逻辑”的困境,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则具有“物本逻辑”的困境。单层的、平面的法益观难以完成动物资源保护与人类利益保全之间的衡平任务。应当摒弃单层法益观,转向以生态法益为阻挡层法益、人类法益为背后层法益的“阻挡层-背后层”双层法益观。刑法为了保护背后层法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双层法益观之下,动物资源犯罪的犯罪认定与刑罚考量都需要采用从阻挡层审查到背后层审查的阶层式判断方法。在定罪阶段,如果行为没有侵害生态法益而保护阻挡层法益,就绝对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如果行为对生态法益造成了侵害,但定罪处刑不仅无助于保护人类法益甚至与人类法益相冲突,就应具体探寻实质出罪的路径。在量刑阶段,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侵害程度的逐步加深,构成了加重或从重处罚的依据;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补救程度的逐步递增,则构成了从轻处罚的根据。

彩礼的法律性质及范围探析

彩礼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婚俗制度,源自于古代嫁娶“六礼”中的纳征。明晰彩礼法律性质及范围是构建彩礼返还规则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彩礼性质和范围的探讨,应该在当代婚恋观的框架之下做出探析。彩礼的法律性质应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以便更好地适用返还规则。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审判实践,在当前的法律规定下,解决彩礼范围的划分困境应采用“主观见之于客观”法首先判断给付目的,综合人均收入与支出水平衡量财物价值。从给付时间上来看,为应对支付手段的进步以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采用简单的阶段划分法来认定彩礼。

新时代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第一届妇女儿童法治保障论坛综述

2022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新增“促进妇女全面发展”这一立法目的,并优化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2023年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妇女工作要深刻把握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第一届妇女儿童法治保障论坛聚焦“新时代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妇女全面发展的法理基础展开学术讨论,涉及保障妇女全面发展的各项具体制度。内容涵盖了重点区域、群体、领域妇女权益保障,新时代妇女全面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以及妇女全面发展中的妇联职责作用发挥等问题。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基于俯观相似度的遥感图像变化目标检测

提出了一种基于俯观相似度的光学遥感图像变化目标检测方法。对输入的两幅同一区域不同时段拍摄的光学遥感图像进行配准后,分别进行目标检测,提取出所有感兴趣的目标区域。采用残差网络提取目标的俯观特征,提升了特征的鲁棒性。通过计算目标间的俯观相似度,利用距离判据和相似度判据判断目标是否发生变化,实现变化目标检测。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较现有的方法具有更好的性能表现,平均F1可以达到0.837。

From Achilles to Childe Harold:the Transience of the Fate Outlook

Fate is always an eternal subject that many scholars, artists, critics and writers utilizing this vast and specific subject in their compositions. Therefore, in this text, people's views of fate will be analyzed from two typical characters:Achilles and Childe Harold, who are heroes in their times. Through their life tracks, this text will explore the ideal model of one's destiny in the specif-ic era, and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ondi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reason or cause of these views will be traced and offer some enlightenment for what people should compose today.

新型核心利益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是当今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显著特征。面对全球大变局,美国正在重拾地缘政治对抗的冷战思维,加大对华战略遏制。中国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任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中国核心利益外交实践在有效地维护了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尚存改进空间。中国应该积极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论述,树立关照他者存在的、注重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相对性的新型核心利益观。践行新型核心利益观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保障。中国核心利益外交需要进一步把握核心利益内涵的生死攸关性、人民性和规范性,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生成逻辑、理论要义及价值意蕴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思想的赓续与创新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对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利益实践的承继与坚守是其生成的实践逻辑。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利益观高屋建瓴、逻辑严密,其理论要义在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民利益实现的经济根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备人民利益实现的政治前提;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涵养人民利益实现的精神魂魄;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筑牢人民利益实现的社会条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设人民利益实现的生态依托等。习近平人民利益观意蕴丰富、价值深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标定前行航向,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擘画锦绣蓝图,为世界人民谋大同贡献中国智慧。

风险社会积极刑法观的贯彻及其限度

风险社会中新生危险源与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为积极刑法观提供了社会条件。积极刑法观在理念、立法与司法层面分别表现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犯罪化与重用扩大解释。对积极刑法观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表达了对积极刑法观过度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违背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的担忧,但均难以成立。为与激进刑法观相区分,应理性界定积极刑法观的积极限度,在刑事立法层面,应秉持理性与谨慎态度,只有当新的危害行为无法为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所评价时,才应考虑刑事立法这一路径,且在立法工作中,应避免对公众舆论的过度回应;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发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指引功能,合理适用“但书”规定出罪,肯定犯罪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之分离。

理念趋同、法益契合与规范衔接:环境法典与刑法典的协调适用

风险社会中环境污染风险日益严峻,环境法需要在既有规范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法典化整合,同时也需要刑法典进行保障和配合。环境法典和刑法典在配合适用上陷入困境,是因为两者在立法理念、保护法益上存在差别,并演化成规范衔接上的龃龉。当下刑法典遵从积极刑法观的价值指引,本质上和环境法典适用范围扩张的现实需求相吻合,所以在趋同的扩张理念下以积极立法来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威胁并进行前置性预防。在保护法益层面,环境法典围绕生态法益展开,而刑法典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两者在生态法益上取得共识,并基于生态法益强化法律解释层面的联系。伴随环境法典的体系化发展,环境犯罪作为法定犯,应该强化行政从属性特征,将犯罪构成和量刑要素转移到环境法典中,采用行政刑法的模式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人本性,并利用系统化的环境法典提供实质出罪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外利益安全重要论述研究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直面海外利益发展面临的安全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海外利益安全作为重要领域予以涵盖,并对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论述之核心要义可概括为战略时势观、目标任务观、统筹发展观、风险治理观、能力建设观、国际认同观、共同安全观、涉外法治观和制度优势观等九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海外利益安全论述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的“新三观”以及百年变局论、历史机遇论和发展风险论的“新三论”而提出,思想基础科学完备、逻辑结构全面系统、关涉要素动态开放,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为新时代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

网络空间中信息安全守门人的刑法义务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增设为网络空间中信息安全守门人的刑法义务提供了实定法根据。鉴于司法实务所遭遇的困境,有必要对信息安全义务的目的、性质和范围展开教义学上的体系化解读。在目的构建上,无论用户信息专有权说还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维护说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应当提倡一种系统耦合的法益观,将该义务的目的界定为保障信息共享的互惠性风险分配机制,以实现法律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间的有效沟通。在性质界定上,义务犯论错误地理解了积极义务的产生根据,将支配犯与作为犯、义务犯与不作为犯不当混同。信息安全义务的本质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数字生产权力的纠偏,因而应当归属为基于组织管辖产生的消极义务而非基于制度管辖产生的积极义务。在明确保护目的和义务性质的基础上,对该义务保护范围的确定,既要实现保障信息共享的互惠性风险分配机制的规范目的,也应对其中内含的危险给予正当性控制。

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利益视角

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使全球经济治理有着十分独特的运行逻辑。从价值逻辑来看,全球经济治理以利益共生为基石,以利益冲突为动力,指向利益均衡的共赢互惠。从历史逻辑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经历了由霸权主导依托到霸权合作依托再升格为以多元共治为依托的演进过程。从实践逻辑来看,受逆全球化思潮冲击,全球经济治理各关键组成要素面临内在悖论,在操作层面受到广泛性挑战。新时代,中国聚焦“利益共生、广泛协商、发展共享”的重要原则,提出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

我国刑法扩大化之辩

刑法扩大化由风险社会主导,其变局使古典自由观被现代自由观取代,进而产生现代刑法观、机能刑法观,这使刑法由体系思考转向问题思考,并产生积极刑法观。而积极刑法观常与无度性、情绪性、象征性相连,因而受到攻讦。但此皆由对积极刑法观的误解和对非罪化立法时代的偏执造成。刑法谦抑性业已无法回应入罪诉求的多样态,非罪化理论亦无法正确处理精神法益的地位问题。刑法扩大的危险在于其可能过度扩大而非扩大本身,在立法程序与谦抑司法的把控下,我国刑法并未过度扩大也不会过度扩大,犯罪率攀升是司法问题。囿于类型化程度较低,刑法罪名数的庞大并不意味着打击面的庞大,且其仅针对少数人的精神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