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ing Japan's Trend from "Koizumi Politics"

The words like "Hashimoto Politics" and "Obuchi Politics" are seldom heard since the 1990s. But chang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as demonstrate that the existence of "Koizumi Politics" and its impact can be felt indeed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It is hard to tell whether Koizumi could successfully promote economic reform and pep up the long-depressed economy. However, Koizumi has launched a

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以《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为中心

朝鲜王朝派出的赴日使者,其行记中的评价是朝鲜王朝对日观的集中体现。通过《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三篇不同时期的赴日行记,可以看出朝鲜王朝的对日观经历了“以日为夷—以日为邻—以日为媒”三个阶段的流变,而这种流变实质上反映了朝鲜王朝脱离宗藩关系并寻求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朝鲜王朝对日观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朝鲜王朝国内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开化思想的出现、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及朝鲜对外方针的转变。此外,也不能忽视行记作者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日观的差异。

甲午战争前后王韬对日认识的变与不变

王韬作为第一代改良思想家,其对日认识的真知灼见迄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王韬的日本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他总是能够具有超强的预见能力。明治初期,他有过对日本施行近代化维新政策的赞赏;甲午战争前,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也曾对日本盲目学习西方的举动表示不可取;甲午战争后,他还预言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王韬对民族、国家和国际危局抱有强烈的关心,在其落拓不羁的外表下,始终怀揣着可贵的政治品质——对国家的关怀和对民族的期望。王韬日本观的变化过程是对日本时局的锐意观察与精准预测,在日期间虽因家庭不幸及仕途不畅有自我放纵的表现,但是其家国情怀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对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进行考证研究,以解读袈裟的宗教及政治意义。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原始文献、图像与实物资料,分析帐目中所载袈裟的服装制式得出:七条袈裟服用规格并不高;色彩遵循佛教教义着坏色;面料材质包含绢、绫、絁,工艺为刺纳,均精致考究;穿着样式可能不似汉制,为双肩披覆;作为自用爱物的袈裟,可为圣武天皇平衡其佛教徒、统治者2种身份。

从普遍到特殊的近代日本皇权叙事

近代日本皇权叙事建构了近代日本人对天皇权能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是日本政府决策的心理基础。考察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说服机制的运作,可知其形成之始即存在顺应西方“文明标准”与模仿中华圣王政治的双重文化性说服模式。两种模式分别使用西方与中国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来论证近代天皇制政权的正当性,从而构成一个整体性叙事。但在一战后新历史语境下,两种模式均不能说服民众继续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于是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转为“八纮一宇”模式,即以“日本固有”特殊性伦理将侵略战争粉饰为“圣战”。而日本政府从“对美英协调主义”到“亚洲门罗主义”的政策转换亦基于上述从普遍转向特殊的皇权认知。

日本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战争观探析——以山川版《详说日本史B》(改订版)为例

二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不断,围绕“改善”和“改恶”交织发展,总体呈现右倾化。通过对日本现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山川版《详说日本史B》(改订版)中有关中日间战争的叙述进行文本分析,剖析该教科书中战争观的特征及形成逻辑,深入了解当前日本官方对战争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日本青少年阶层接受战争观教育的现状。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呈现反映了日本现实政治利益与文化传统的复杂纠葛,是各方力量多维博弈的结果,集中体现了日本现实的国家意志与利益。辨析和反思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战争观的本质,加强对青少年阶层正确战争观的引导,对中日两国关系、走和平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日本“国体”概念内涵嬗变探析

近代以来日本“国体”概念的内涵,依循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嬗变,核心要素主要是将神国观念、“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天皇及天皇制在确证“自我”及形塑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统率、凝聚及统合等作用。日本各界有意识地对“国体”概念进行理论阐释和话语重构,其终极目标是旨在通过天皇制这一精神纽带,达成凝聚国家认同和实现意识形态“同一化”的政治目的。战后初期,日本政治保守层依然固执于“护持国体”,随着《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及实施,象征天皇制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天皇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发挥国民统合的作用上,“国体”概念的实质内涵逐步趋于虚化。

日本近代化挫折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中的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历史发展的脉络,同时强调制度的连续性。不同于利用日本独特概念及语言分析日本特殊性的文化论、近代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试图结合各国特殊性与普遍性来分析和论述日本历史发展过程。按照新制度主义,尽管日本明治时期伊藤博文提出的“机务六条”带有浓厚的立宪君主制色彩,但为使普通民众具有国家与国民的意识,明治政府费尽心思将天皇塑造为近代国家象征,甚至将其作为“现人神”;在明治时期,最重要的非制度决策主体是“元老”,由此形成了十分重要的非制度性决策过程的“元老会议”;进入昭和时代以后,首相权限较弱、内阁难以控制军部等致命制度性缺陷逐步暴露,遂成为日本后来失败的重要原因。

享先代帝王礼与北宋帝王观——以太祖时期祭祀对象的调整为中心

享先代帝王礼为中国古代吉礼之一,其享祭对象之选择,彰显礼制建构者对帝王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宋太祖时期此享礼经历调整,至开宝四年定型。礼仪根据帝王的身份和功德,对祭祀对象进行选择和分级。这反映了宋朝的立国背景,同时体现了统治者对“大一统”“开国创业”“长久统治”帝王功德的推崇。

日本第三期《体育基本计划》的解读与思考

日本发布的最新版第三期《体育基本计划》于2022年3月制定,是日本新一轮的体育政策纲领性文件。本研究借助一手文献资料对日本第三期《体育基本计划》进行分析,发现其有5大特征:(1)“协作”与“竞争”并行:国际视阈下承载的体育事业发展;(2)“公平”与“安全”兼顾:诚信品质下铸造的美好体育世界;(3)“科技”与“经济”互通:数字技术中良性循环的体育产业;(4)“理论”与“实践”相融:体育基建下推动的社会全民参与;(5)“实效”与“高效”共进:实施进程中提高的体育政策效率。同时,结合我国体育发展现状,提出了5个方面的思考:一是重视提高国际协作和竞争力,以更好地发展中国体育事业;二是强调体育合规公正;三是加强数字技术化应用,更好地促进体育发展;四是完善我国人才培养机制及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提高体育政策的实效性和高效率。通过此第三期《体育基本计划》的实施,来积极振兴日本体育事业,也为我国体育未来发展提供借鉴性意义。

曹叡的“天人”意识及相关哲学思想

曹叡史称魏明帝,身为曹操之孙、曹丕之子,家学渊源深厚。他从小迟迟未被立太子,谨慎勤奋读书,性格内向隐忍;通过研读先秦典籍及学习观察才子叔父曹植,学到诸多文学知识技巧,也有哲学思考。曹叡的哲学思想与“天人”意识有关,与曹魏家族秉持上古灵魂思想、选择薄葬氛围也有关联。对曹叡的思想研究有助于了解魏明帝的政治方针和思想。这样一位身兼帝王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哲思,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家及中古时代“天人”思想定位,理当得到更多关注。

论不破哲三的未来社会观

世界上公认的日本共产党理论家、政治家、活动家不破哲三的未来社会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论的一部分。不破哲三在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论指导下,批判性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结合日本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探讨了日本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问题,为日本共产党推进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提供了理论遵循与行动纲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日本化时代化。然而,不破哲三未来社会观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国情展开的理论探索,亟待实践的检验,与现实社会主义还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存在错误的认识,需要对其辩证分析。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韩愈与儒家臣道观之演变

韩愈的臣道观主要来源于荀子和董仲舒的思想。通过“颂圣”和“罪己”,韩愈在思想主张和政治生活中积极践行“君尊臣卑”的臣道观,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韩愈臣道观中的积极因素被宋代理学家所挖掘和弘扬,成为激发他们历史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韩愈所承袭的荀、董一派的臣道观明显背离了孔孟正统,是导致其被一些宋代理学家所诟病的重要原因。

日本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研究——历史、模式、战略与制度的多元化视角

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分工协作,再到三边共生与合作的复杂的演化过程。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有其独特的模式,不同于美、欧和中国,日本的产学官合作多年来围绕知识生产、知识转移、知识创业的视角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获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日本自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确定以来,围绕如何构建21世纪新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的模式,分别制定了人才、知识产权、创新等战略和制度保障体系。日本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的经验对于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乡愁的能动性研究

日本城市化建设中,关注"民"与"俗"的民俗学作为生活之学影响深远。对于乡愁,以往多是从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视角予以静物白描,民俗学的视角让我们注意到乡愁的能动性层面,并以此为切入口进一步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可以发现,城市观和故乡观的辩证统一形成了现代语境下的乡愁,乡愁的能动性又作用于城市化实践,在促进保护政策出台、文化记忆传承、生态原貌维护、新社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前,日本以"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方式看待日本与世界的关系。虽然日本的洋学对西方的地理情况作过介绍,但其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偏差和不足,也没有能够深入到人文社会与政治等领域。《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日本通过该书内容的介绍开始了对于世界的探索,并且在对书中所传达的观念的运用与批判中开始了对《海国图志》思想的超越。

日本昭和天皇《终战诏书》文本解读

二战结束之前,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终战诏书》主要以颂扬天皇功德、美化侵略行为、解释终战原因、推脱战争罪责、表达天皇仁心、赞扬战争罪犯为目的,表达了天皇面对时局的担忧,进而对国民提出了应对未来的要求。充斥在《终战诏书》中的"非罪"逻辑,证明了隐藏在《终战诏书》中的帝国政治图谋,就是实现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通过对《终战诏书》的文本解读,挖掘出当下日本政治右倾的政治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