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朱子文学研究刍议

钱穆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上研究朱子的三大文学著作、文学理论和创作。认为朱子会通经学、史学和理学而治文学,《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为文学研究找到一条文道融合之路。朱子的文学理论继承了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诗学,其文道合一论要求诗文既有艺术魅力,又有教化意义;“比兴”观要求义理与诗文遘合,使诗歌具有感发人的情感和道德功能。认为朱子之诗具有高古淳雅的格调,合唐、宋诗之长,可以消除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钱穆还编纂《理学六家诗钞》以纠正世人对理学家的偏见,认为理学诗境界近“道”,朱子的文学成就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政教属性和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最符合传统文化“融和合一”之精神。

把握新时代正确党史观“四论”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正确党史观是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前提。对党的历史所持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决定着我们能否以历史原貌认识、看待党的历史,能否以客观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公正科学的态度评价党的历史。正确党史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比较下进行科学审视后得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核心是回答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起点上,必须科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抓住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厘清正确党史观是什么的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党的历史,明晰“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逻辑,厘清正确党史观为什么的问题;必须科学把握党的历史,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客观性原则、整体性思维和科学的标准学习总结评价党史,厘清如何坚持正确党史观的问题;必须用心对待党的历史,坚持用党的奋斗探索史、初心使命史、政治锻造史和自我革命史增进以史鉴今的行动自觉,厘清正确党史观指导下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习近平大历史观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继承与创新发展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创新性发展。马克思历史观是有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要哲学标志,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和人本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强调了社会本质层面的历史观。这种历史思维更加注重历史本身的生成性,即条件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大历史观则是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发展,是认清历史逻辑和历史趋势的方法论,使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中国具有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因此,深入阐释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坚持大历史观,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以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具有启发意义。

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逻辑理路与机制探析

正确党史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重要论述的集中体现,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观念前提,是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理论导向,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必然要求。正确党史观的主要内涵包括深刻领悟三大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正确认识百年党史的分期、有效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科学评价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精神遗产。探索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机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为路径依赖、以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为目标靶向、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常态机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探析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其理论特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它深刻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为什么人的问题,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的理论特色,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亦即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坚持守正创新、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亮色,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有一些理论创新,展现出一种大历史观的广阔的理论气象和宏大的理论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而继续向前发展,更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文学的守常与流变——访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著名作家高端访谈”栏目,本期访谈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京大学名誉教授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围绕作家个人创作经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文学与跨文化实践等问题展开。回顾自身创作经历,勒克莱齐奥教授强调文学创作的“当代性”,认为任何时期的作品都承载着作者与读者所创造的共同价值,成为其所处时代的见证。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打破规则的越界行为至关重要,但这种越界如果仅以美学为导向,则可能落入僵化的窠臼。勒克莱齐奥欣赏开放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与他者交流的可能。文学是跨文化的例证,跨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勒克莱齐奥作品的重要主题。勒克莱齐奥反对世界文学的等级划分,倡导践行“非线性”艺术史观,指出面对当今时代,跨文化与跨学科必将在塑造一种全新人文主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人类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三重交合

由于民族学西方范式的影响,近代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从割裂走向互相借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学者们在促进两者协同演化的路径上作了不少思考,历史人类学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便诞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史学和人类学有着很深的、不同于别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积淀。从历史人类学中的文化脉络与历史逻辑、有文字与无文字、共时态与历时态三对交合关系入手,对历史人类学的优势、特色和跨学科方法互鉴的必然性进行探讨。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吴于廑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其史学创见和相关世界史理论的思考和研究透露出一种大历史观,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大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通过交叉、比较、综合等研究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最终关照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这一大历史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得益于其个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积累,并体现在其对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诸大历史运动的探讨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等平生治学中。它在形成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创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及价值意蕴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其主要内容涵盖理论、思想、党建、使命、精神五个维度,蕴含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价值旨趣,对全党同志树牢正确的党史观、增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历史观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出场图景及其批判

立足于长时段的宏大叙事、放眼于宽视野的全局意识、统筹于多领域的价值整合的大历史观为深化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大历史观下历史虚无主义出场图景充满着诡辩与诞妄,其操纵着“政治诉求”“标新立异”“造假真相”三种荒谬动机,阻隔历史的“时序性”、遮蔽历史的“全貌性”、消解历史的“严谨性”,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推向其设置的“塔西佗”、超“虚拟现实”“蒙太奇”“等待戈多”四重迷惑陷阱之中,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在人们头顶上持续重轭,成为人们形成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的掣肘。从大历史视角看,历史虚无主义以片面、静止、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发展的脉络、规律和趋势,极具荒谬性、迷惑性和危害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观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运用党史学习教育统一思想,在百年发展史上确立形成和宣传普及了正确的党史观,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观从早期党的领导人党史著作中萌发,党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标志着正确党史观在党内的初步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首部党史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的出版发行,推动了正确党史观在全国的普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和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党史观得以重建,并在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不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和形成第三个历史决议,党史观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日益深化发展,成为全党共识。

文学史教学中的经典作品解析——以鲁迅文本为例

在文学史教学中,对经典作品展开深度解析是常用方法,也是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抓手。如何解读经典作品,不仅具有操作层面的实践意义,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建构逻辑,对于经典作品的解析必须围绕这一核心要素展开。日常教学中对于经典作品的解析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不仅要洞察作家的创作意图,更要注意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学史脉络中去讲解;第二,辩证地看待文学史著作对于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第三,自觉树立“大文学史”观,注意从不同维度拓展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

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研究现状、趋势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历史观”的概念,它是研究历史趋势、认识历史规律的新思维,为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研究提供逻辑支撑。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大历史观和中华民族历史观相互碰撞、相互作用而进入学术视野的新概念。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研究趋势主要有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概念如何普及、以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大历史观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逻辑关系等。为此,学术界要以宏观视野塑造中华民族大发展史观,以整体思维解读中华民族大历史,以系统观念建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方面入手研究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作用、内涵、功能等。

现当代古体诗词应否入史之论争的核心问题思考

文学史是一个具有某种逻辑链的叙述文本。现当代古体诗词未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根本原因,是其未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三个主要逻辑链:革命历史逻辑链、现代性逻辑链和文学自身逻辑链。现当代文学史收录古体诗词不符合“故事链逻辑自洽”的文学史叙述原则。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体诗词创作思想创新不足,未能形成具有可叙述性的史学品质;二是现当代文学史家视野不够宽广,为文学史观所局限;三是古代文学史家思想不够开放,未能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当下。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文学研究内部各学科、各群体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取长补短,消除偏见,与时俱进,打破学科壁垒,重塑文学研究总体格局。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坚持系统观念探索辽宁华侨历史研究的新进路

一般来讲,坚持系统观念,以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有机结合为基础,把“六何”分析法(5W1H)应用于研究中,系统客观描述华侨历史、讲好“侨”故事,是反映华侨“根、魂、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辽宁华侨历史研究要“纵横四海”、系统阐述,既强调“纵”向度的历史发展贯通,又强调“横”向度的世界普遍联系。一方面,坚持逻辑客观反映历史,抓住华侨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把握历史内在规律,总结经验、开创未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拓展提炼华侨精神,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另一方面,树立大历史观,结合世界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和华侨史,讲好辽宁华侨历史文化,讲好广大侨胞与居住地社会的融合及贡献,将华侨故事融入世界华侨血脉之中。

大历史观视域下大学生党史教育新路径探析

大历史观视域下的党史教育是将党史教育置于大历史之中,从大历史观出发准确合理地解释百年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与主流。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开展党史教育是唯物史观与党史教育的充分融合,旨在着重培养当代大学生具备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精神,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丰富并深化了新时代背景下党史教育的内容。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开展的党史教育必然遵循着整体性、辩证性、开放型、科学性的实践原则,依照具体的实践原则规定着党史教育围绕大历史观而展开。在具体的教育路径创新方面分别从“大课堂”“大教学”“大教材”“大先生”四个方面着重进行大历史观视域下党史教育的创新实践。

树立正确党史观:原理、原则与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命题,为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基本遵循。树立正确党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原则要求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思维和树立大历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树立正确党史观的主要意涵与实践要求是:以党史上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看待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口号提出后,关于文学史的重写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长期缺席的现状,理应追溯至历史源头重新反思。我们不仅需要明晰从古代民族史观到多元民族史观的转变,更需要还原历史风貌、重建多民族文学史观,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将其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并发扬光大。只有在新型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才有望迎来中国文学史的新生,拓展多元共生的民族格局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利益的维护、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未来的发展都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