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艺术存在的生活状态——以元阳县少数民族农村文艺队发展为中心的讨论

既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是为了使生活热闹是元阳县近年来广泛兴起的农村文艺队进行表演的动力机制。多样性的制造热闹的艺术活动,具有重新整合社会生活的社会文化意义。歌舞的表演及创新固然受到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些文化现象并非只是社会历史积淀的结果,调动生活积极性、肯定生活的自我意义成为艺术得以存在的理由。理解艺术何以存在并发展必须面向生活,艺术即是以直观的方式绽放生命意义的过程。

国家意志与村落音乐生活的对话——赣南“卫东宣传队”40年变迁之调查与研究

本文以江西省南部宁都县赖村镇围足村卫东宣传队从创始至今的40年变迁为研究对象,在国家与社会的论述框架中,以"自下而上"的视角,从其生活经历和表演实践出发,试梳理其发展脉络及民间精英人物的"崁合",探寻地方知识体系之中的声音观念与平实的生活逻辑。

新时代中越边境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以广西万尾村民间艺术团为个案

新时代乡村振兴是我国重大发展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中越边境的京族万尾村在产生村落意义危机的情况下,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以村民经济收入为基础,有效利用京族独有文化。在官方的支持与乡村精英的实践下,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兴盛,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振兴发展。

明清时期家班及职业戏班演出《牡丹亭》概况

《牡丹亭》在明清时期的演出概况 ,主要在体现在家班演出、江湖职业戏班的演出这样两个方面。家班演出的场所是厅堂 ,观众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江湖职业戏班演出场所则在城乡间流动 ,主要观众是平民百姓。观众身份、修养不同导致他们对《牡丹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

苏寺村戏班成立于1942年,历经了新旧政权的更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对乡村业余剧团进行规范约束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比"遵章而为",苏寺村戏班的"自我节奏感"更鲜明,展现了底层社会在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真实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乡村人文化价值取向与新政权意识形态整合之间的复杂关系。

临清田庄吹腔剧团发展现状调查与研究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山东临清成为"运河明珠",在丰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吹腔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其兴盛期跨清入民国直至近代,更体现在其在城乡两元格局解体、传承群结构性萎缩的时代背景下所呈现的衰而不败的艺术特质。本文以田庄吹腔为样本,从地理人文背景、传承与人员构成、剧本分析等几个方面发掘吹腔戏的发展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