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Restraint of and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ower is the nucleu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Effective restraint on and supervision over the operation of power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preventing corruption of power, which at the same tim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to democrac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a given country. Looking forward to attain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society of relative prosperity in all aspects, the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lled for ＂strengthening the restraint of and supervision over power to ensure that power given by the people is truly used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call specifies, in explicit language, the target of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ist democracy characterized by standardized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procedures.

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历史演进与原创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历史方位、肩负主要任务和面临突出问题的变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监察文化结合起来,以纪检监察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四梁八柱”,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开辟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构建的中国道路,积累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形成了纪检和监察合署办公的中国方案,赢得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竞争的中国优势。

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前景理论视角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监管演化博弈分析

废旧动力电池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违背了新能源汽车设计的初衷。为促进废旧动力电池有效回收,将前景理论与演化博弈论耦合,综合考虑政府、企业(汽车生产)和公众之间的利益,促使政府和公众对企业进行共同监督,构建三方博弈模型。针对初始意愿、罚款组成、风险态度系数和损失规避系数的不同情况,进行模拟数值仿真,并结合现实中废旧动力电池的认识度、奖惩机制和盈利信心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提高公众或政府的初始监督意愿,可以促进企业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当企业的回收策略为亏损时,提高企业对公众的补偿金额、降低企业的风险态度系数和损失规避系数,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回收;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共同监督的效果优于单独监督。

透明治理:数据驱动的权力监督的内在逻辑

数据驱动的权力监督的本质是利用系统化的数据收集、处理和展示来实现透明治理。然而,既有研究较少提及这种透明性的深层次内涵。数据驱动的新型权力监督的技术透明性体现为具身的透明性“(人—技术)→世界”和诠释学的透明性“人→(技术—世界)”的双重逻辑。技术的透明性亦会发展到使世界与行为体疏离的状态以至于形成它异关系。要确保数据驱动权力监督发挥成效,就须将治理价值观融入提升透明性的技术和工具中,将具身透明性与诠释学透明性结合起来,以便制定不同的优化策略。数据驱动权力监督带来的透明性有望为权力监督中国式新范式的创建提供答案。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公益诉讼中检察谦抑性原则的理论与应用

检察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关乎检察权作用时机、检察权与行政权以及和私人权利关系的互动问题。在公益诉讼的启动上,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谦抑性原则为基本要求和追求,避免权力行使突破边界,并与民间代表力量充分协调,呵护民间自治力量的发展。在检察权和行政权关系问题上,应当厘清两类公权力的核心差异,合理划分二者的作用范围和边界,避免权力发生混淆和重叠。在检察权和私人权益的关系中,应当秉承公权行使保障私人权益的理念,注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均衡,避免绝对追求公益实现,忽视私益保护的情况发生。

高校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价值、困境与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督,成为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质效的有效手段。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根据腐败行为隐蔽化、技术化和网络化的特点,用“实打实”的数据和证据还原行权轨迹,挖掘出隐匿的腐败迹象,及时进行廉政预警。针对高校公权力特点,结合大数据监督体系建设现状和高校监督执纪实际情况,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设计大数据监督总体方案,构建可行的监督数据模型,为高校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提供技术支撑。

检察机动侦查权运行的优化路径探析

检察机动侦查权是检察侦查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应有之义,也是检察机关履行追诉犯罪职责的必然要求,更是权力制约原则适用的现实考量。检察机动侦查权在实践中的运行困境,应当通过优化路径的方法予以破解,具体包括准确界定机动侦查权的性质、细化并拓展检察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明确检察机动侦查权的启动条件、完善检察机动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四个方面展开。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纾解——兼论检察侦查权改革

自行补充侦查权是中国语境下检察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下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与制度功能。但是,立法的缺失和现实的掣肘导致自行补充侦查权在实践中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激活这一休眠的检察侦查权,不仅是检察监督本位之思考,还是检察工作现代化之所需。从强化检察侦查权监督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成因,应当着力从规范化设计、侦查能力建设、协作与制约双向模式三方面探索自行补充侦查权的改革进路与完善路径。

审计机关调查权域与处理处罚权域的差异:现实困境与弥合路径

我国审计机关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文章基于经典审计理论,分析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和调查权域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审计权域差异的弥合路径。现行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这种权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专门经济监管部门在提出本部门法草案时未将审计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以及现实中相关人员对“法定职权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权域差异严重影响了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处罚效率。弥合权域差异的路径是将处理处罚权域扩展到调查权域,虽然这会导致对经济行为的双重监督,但因专业经济监管和审计监督是不同性质的监督,二者在监督目的、监督重点和监督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不会造成重复监督。

检察建议的谱系脉络及分类发展构想

检察建议作为中国检察实践的原创,是基于法律监督的属性要求和检察职权的发展需求在不变与变中相互融通、统一表达的生成结果。通过构建检察建议谱系图,可将检察建议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代:“法律守护人”角色、“法律守护人”“公益维护人”双角色、“法律守护人”“公益维护人”“治理参与人”三重角色,并呈现出“从监督者的督促纠正方式到建议者的协商共治方式”“从整体发展到分类发展”的趋势。检察建议的分类发展,应按照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和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重构: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是依附于相应的检察职权的一种可选择的“刚柔并济”的非诉监督方式,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应通过立法成为检察职权外延发展下的社会治理检察职权。

程序性权力:“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

“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体现了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脱离于人而运作的监督机制,具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以及数据存证等多种内在优势,进而推动基层监督的路径创新:一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协同监督;二是村干部权力腐败的自动预警与研判;三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高压场域。根据上述基层监督路径的不同特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方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常态化监督、目标式监督与跟进式监督。同时,程序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风险,可以采取建立备案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体制、建立数据反馈与处理机制等办法进行规避,由此确保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的有效运作。

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数字化监督体系运行的逻辑分析

数字化监督体系构建本质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通过剖析广发集团“大监督平台”案例发现,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嵌入可以实现对领导干部廉洁风险动态监督和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实时监督。在实践上,消除信息壁垒、增加部门合力、强化主体责任是技术得以实施的前提;从基本结构看,技术嵌入监督治理推动信息整合、职能整合、制度整合;从内在逻辑看,信息共建共享是信息整合的必由之路,职责扩展是职能整合的关键环节,责任落实是制度整合的重要基础。

核电工程防造假管理体系建立与优化

近年来,在国内外核电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个别造假现象,这些造假现象造成了经济损失,带来了质量隐患,引起了舆情风险。本文阐述了核电工程防造假管理体系建立与优化的总体思路,辨识、分析和评估了核电行业的造假风险,针对造假风险制定了防控措施,并探讨了后续的防造假管理体系优化方向,对于提高核电厂工程项目防造假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网络平台“守门人”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策

大型网络平台通过数据聚集对用户个人信息以及平台间竞争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大型网络平台基于资源和地位上的非对称性,对平台内活动负有监管的职责;另一方面,大型网络平台存在滥用“数字权力”的风险,故应当加强对其监管。通过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向部分大型网络平台施加一定的加重义务,有助于优化我国网络平台监管制度。我国现有的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一方面在立法中呈现碎片化特征,忽视了各部门法在网络平台监管中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现有网络平台分类分级不甚合理,“守门人”义务主体认定标准过于笼统。为完善我国网络平台“守门人”法律制度,应当革新网络平台监管理念、加强网络平台反垄断监管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协作,建立科学的网络平台分类分级标准、明确“守门人”义务主体的认定标准,构建多元立体的监管模式、加强网络平台的自我监管,以实现网络平台的有效治理,促进网络平台的健康发展。

理一分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差异化构造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同质化理解忽略了宪法文本的差异,也会造成“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全国人大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其宪法监督权建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大可通过多种方式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宪法监督是其中一项,在类型上属于政治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相对的优越地位,也有权开展政治控制型的宪法监督。1982年《宪法》特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限,使得常委会得以独占性地开展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属于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它的依据是宪法的规范效力。应注重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性质差异,推进政治控制型监督与规范控制型监督共同保障宪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