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与优化路径——以湖南四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产品,如何在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下,把握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助推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实地调查法,基于产权理论划分传统村落生态产品类型,并构建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标体系,同时以湖南四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开展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与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生态产品分为私人生态产品、准公共生态产品和公共生态产品三类,包含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服务、生态调节服务三要素;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差异度低,整体价值实现水平一般,得分在57.08~60.85之间,其中横岭村得分最高,芋头村得分最低。根据价值实现的测度结果与实地调研情况,针对性地提出了旅游开发型与农业主导型传统村落的优化路径,以此助推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

农村的“股份化”与“城镇化”——郊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个案研究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践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取向。

产权视角下古民居更新路径研究——以黄山市唐模村为例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古民居的保护更新正在走向差异化的变革。本研究以黄山唐模村为例,从产权视角出发,梳理唐模村产权变更历程和建筑产权现状,分析产权法律法规缺失、产权交易繁杂、产权破碎化、资金不足、管理权责混乱等负面影响,并从产权、资金、参与者三方面揭示其现实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引入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理念,尝试在制度完备基础上,建立不同产权主体不同更新策略-循序分期更新项目-更新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的更新体系,为同类型古民居更新提供路径上的参考。

苏州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的底层实践——基于关系产权视角

产权是影响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关键变量。文章尝试从关系产权视角,为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基于“获取资源、进入联盟、稳定环境”3个维度,结合苏州市3个典型案例,剖析不同关系产权路径在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中的作用机理,为我国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

产权视角下旅游村落空间功能重构理论建构综述及研究

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不断深入,乡村产权逐渐成为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旅游村落受到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影响,土地作为乡村旅游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成为政府、乡村、村民之间紧密联系的中介,不同的产权关系结构会直接影响产权主体对土地的利用形式,进而映射在乡村空间。本文基于乡村空间产权,尝试构建产权视角下的旅游村落空间功能重构研究框架,强调从产权角度出发理解行为主体间的权利博弈对旅游村落空间布局及功能重构产生的影响。厘清在产权制度影响下乡村产权主体空间行为与村落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功能的紧密关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尝试分析产权关系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而实现旅游村落空间演变与功能重构,探究产权视角下的旅游村落空间功能重构影响机制。为旅游型乡村聚落空间功能重构研究提供借鉴,进一步加强旅游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扩展学科研究视角。

集体产权改革背景下村级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深入分析集体产权改革背景下村级财务管理的现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村集体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核算不规范、三资管理制度执行不力、财务队伍建设不完善及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对策:首先,通过发展和扩大村集体经济以拓宽收入来源;其次,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的收支预算制度;第三,提升村内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第四,强化监督体制,确保其能有效运行;最后,全面推进会计电算化,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基于村社共同体的研究视角

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改革的乡村治理功能逐渐得到关注。在梳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历程演进与产权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利用2019年CRHPS数据,基于村社共同体视角剖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及路径。研究表明: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兼备经济与治理双重功能,能通过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和提高村干部主动性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改革的乡村治理效能更为显著,人口流入型、集体收入高的村庄内,改革对村社共同体的重塑效果更为明显;三,乡村中的网格治理和自治组织强化了改革的乡村治理效能,而宗族势力在提高村干部主动性的同时也会给发展集体经济造成阻力。本文研究论证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乡村治理效能,为引导改革深入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提供实证检验和政策借鉴。

“共有产权”:城中村更新的“再集体化”逻辑与空间治理构想

城中村更新是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缓解土地资源约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及城市空间质量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城乡土地二元性制约与经济下行压力下,城中村陷入土地利用整体性“低效”与村民依赖寻租行为违建“增收”并存的困局,急需寻求制度创新与突破。分析表明,长沙后湖从“渔村”到“城中村”的演化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域租值竞争过程;地方政府通过“拆而不迁”方式实施了整村产权整合,开展了空间改造、生态修复、产业优化等系统治理,实现了片区发展、债务减压与百姓福祉等多主体共赢。后湖城中村更新通过制度创新,以“产权整合”挖潜空间资源“公共域”为突破,探索了一种基于“共有产权”的城中村“再集体化”共治、共富模式,为当前城中村更新与空间资源高效再配置提供了一种空间治理方案与实现路径。

浅谈测绘技术在农村不动产权籍测量中的应用

结合江苏省南通市某地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工作,分别介绍了传统解析法测量技术、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等测绘技术在农村不动产权籍测量中的应用,同时针对这些测绘技术的作业流程以及主要优缺点进行详细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影响集体行动吗?--兼论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

本文立足产权理论,阐释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民产权“幻象”及其原因,并考察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致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导致农民滋生产权“幻象”,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自我强化功能,村股份合作社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方面所发挥的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弱化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冲击,但组织化程度提高并未能缓解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效应。(3)对人口规模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人口流出的村庄,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人口规模较小村庄而言,改革却会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本文结论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在产权细碎化情境下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提供了政策建议。

宅基地改革对农户所有权认知转变影响作用研究——以余江试点为例

基于余江调研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分析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对于农户所有权认知转变的影响作用,为强化宅基地所有权认知提供理论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越是觉得宅基地审批建房难,就越不容易转变认知。农户越是感觉到村集体对违规宅基地处罚力度大,就更容易实现宅基地个人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变。同时,是否是党员、家庭常住人口比、家庭年收入、村庄人口流动性、村庄是否为单一姓氏等个体与村庄特征同样对农户宅基地所有权认知具有显著影响。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农户是否在城镇购房、家庭宅基地面积的个体特征会对上述作用机制产生强化作用。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宅基地改革试点确实对农户宅基地所有权认知转变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要完全实现对所有权认知重塑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村民对未来权益的担心,增强改革结果的公平性,采取差异化工作方案,这样才能使村民更加信任集体组织的权威性,更加容易实现产权认知转变。

“阿者科计划”的个体特殊性超越与边界约束——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

“阿者科计划”作为传统村落旅游吸引物权制度化落地的首个实践案例,成功破解了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本逻辑,为全球旅游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明晰其参考价值,本文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对该计划的实践逻辑及其普适性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研究认为:(1)阿者科村的遗产身份以及中国文物管理制度,构成了该计划实施的结构性边界约束,并由此决定了旅游吸引物权制度化之特殊性面向,而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运作又为遗产保护和旅游股份制经营提供了经济与制度的双重保障,使其得以超越个体特殊性而具有一定的群体普遍性。(2)文物遗产管理制度与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共同建构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保障了旅游吸引物权得以实现股权制运作,并最终有可能重新确立一种正义的遗产型乡村旅游场域的“信念场”。

产权置换型古村落旅游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建构

乡村旅游开发中产权置换不公引发的空间正义性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关注。文章基于原住民“我者”的主体感知视角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运用Fraser社会正义尺度理论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结合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景区案例,对产权置换型古村落旅游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指标体系进行建构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空间语境下,空间正义亦即社会正义,产权置换型古村落旅游空间正义性的感知测度,大体可由承认、分配、参与正义3个维度及其13个指标进行表征;(2)篁岭村民的旅游空间正义性感知为不正义,其中,参与正义维度均值最低,而私人老宅、村集体资产的旅游吸引增值收益几乎未被承认和兑现,文章据此提出了启用旅游吸引物权以及“追索权”等制度化组合矫正路径。

广州市城中村集体物业产业转型发展策略

广州市的城中村集体物业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全市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土地征用及土地管理历史问题、村集体物业建设和经营管理不规范等导致的复杂的村集体物业产权,是村集体产业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文章以广州市为例,剖析其城中村集体物业产权复杂性的成因,并以产业转型发展为目标导向,提出强化政府规划统筹整合、细化补偿标准、提供过渡安置用地和资金保障等破解城中村集体物业产权复杂性与产业转型发展困境的策略。

自治行政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的乡村治理趋势——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改革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近30多年的集体产权改革重塑了乡村治理。研究发现,在乡镇与村庄不同治理能力、治理资源作用下,乡村治理不是静态格局,在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工作以及乡、村使用的变通策略、调适行为而动态调整。珠江三角洲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导入规范化、城市管理体制,造成基层治理行政化、格式化,行政村“小政府”化后果,村民自治逐渐丧失弹性机制,乡镇和行政村的治理能力双层弱化。在土地开发利益急增影响下,被产权改革高度组织起来的基层利益群体,影响了乡村治理关系的具体实践形态。

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半篇文章”的路径探析——以湖北省武穴市魏高邑村为例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探索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作为湖北省武穴市首批“农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魏高邑村紧紧抓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既还权于民,又让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增加村民财产性收入”的牛鼻子,迈出了助力产业兴村新步伐。目前,我们只是做完了改革的“前半篇”文章,而做好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则更为重要,而这,也是改革的目的和归宿。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建议要加快顶层设计,完善改革配套,强化政策制度保障;深化改革措施,转变经营方式,创新运营激励机制;构建服务体系,打造现代农业,推进公共服务优质优享;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元发展。

Does Property Right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To date, few observations have been made about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hat resulted from the property right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ve-owned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 in the middle of 1990s.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privatized TVE and their employees,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this topic, and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property right transformation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sample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including business improvement, employment expansion, incremental investment and contributions to government revenues＇. The present study concludes that, from a transient viewpoint, the property right transformation has not distorted local governments＇ intentions to establish TVE in earlier years.

土地产权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研究

城市在存量更新阶段,通过编制保护规划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效果显著,但各种问题也始终存在。本文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学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以土地产权视角切入,探究同一保护规划下不同产权片区保护效果存在差异化的原因。由于土地制度差异,国有土地对“三证一书”的刚性需求使其建设被规划部门严格控制,而集体土地由于无法交易,证书形同虚设,导致规划部门无法渗入其建设环节,集体土地无序建设。因此,本文从土地产权视角提出两种策略:一种是转为国有,允许产权合法化流转,并引入市场资本进行保护;另一种则保留集体所有,包括建立补偿、竞争及监督机制,鼓励产权主体自主保护。本文希望通过挖掘集体土地上历史街区破败的本质原因并提出相关策略,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供参考。

“被产权”:农地确权的实践逻辑及启示——基于某土地产权改革试点村的实证考察

在农地确权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确权政策表达遭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导致确权实践的"被产权"逻辑。即一方面政策实践脱离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民需要,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村和农民被动接受政策,不得不用某些策略性方式纠正政策内容与实际需要的背离。具体而言,基层治理原有秩序机制、村庄社会运作逻辑和农民的土地认知结构等成为形塑"被产权"实践的主要因素,诸种反制因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消极作用,但是契合当前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实际需求,具有实质合理性。在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依靠产权制度孤军深入,往往陷入"头疼医脚"的实践困境,损害而并非保障农民利益。

农地产权的地方化实践逻辑--基于Q村土地确权风波的考察

农民对土地权属的认定及其理由与法定产权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然体现了农民的利益诉求,但其背后深层诱因更值得深思:农民对确权文本和相关法规进行了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实现了自身的产权建构。继而从更深层观之,农民的产权认知则成为产权建构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农民在土地利用中的约定俗成和历史延续中塑成的,并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一定冲突。不过,农民并未完全排斥国家法与确权文件,而是将其与地方性知识共同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农村土地制度的实施与改革必须要充分考量农民的生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