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WTO《渔业补贴协定》谈判与展望

渔业补贴是各国支持渔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其引发的过度捕捞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各方关切。2022年6月17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渔业补贴协定》,这是20年来国际渔业补贴谈判的重要成果。作为第一个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WTO多边协定,《渔业补贴协定》通过减少具有破坏性的捕捞补贴,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在未来前景方面,《渔业补贴协定》为全球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模板,WTO成员在推动该协定最终生效的同时,还将对未决问题继续开展谈判。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渔业补贴协定》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助于我国实现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渔业治理、积极参与WTO有关贸易和环境议题的讨论。中国应积极履行协定承诺,并建设性地参与未决事宜的谈判,提出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提案。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日本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WTO合规性研究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收入保险的国家,在国际上广受关注。论文立足于WTO关于农业收入保险的约束规则,分析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的设立背景、发展历程和运作机制,对比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条款与WTO约束规则的差异,并探讨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的WTO通报策略。论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日本农业收入保险在实施之后,并没有改变日本农业共济保险的主导地位;第二,日本农业收入保险政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并不完全符合WTO的“绿箱”范畴;第三,尽管日本在WTO通报中对其农业收入保险按照“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进行了通报,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透明性。最后,论文探讨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对我国的三点启示:一是应妥善处理完全成本保险与农业收入保险的优先发展次序;二是应关注特定农产品收入保险与综合性农业收入保险的合规风险差异;三是在对农业收入保险补贴进行通报时可提供总量而非分项数据,保留一定的模糊空间。

WTO-TBT通报评议对提升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领域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制约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非关税性措施。TBT通报作为WTO最官方和正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发布渠道,是体现WTO成员技术性贸易措施方向和趋势的重要文件。通报评议是反映企业实际诉求和降低产业出口损失的有效途径。本文对移动通信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及应对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高质量建设技贸基地、有效应对技贸措施的可行性建议。

WTO药品报销“第一案”——“土耳其药品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22年7月25日公布仲裁裁决的土耳其药品案,是DSU第25条上诉仲裁“第一案”,也是涉及药品报销制度的WTO“第一案”。该案专家组和上诉仲裁庭裁定土耳其政府报销私人药店所售药品不构成政府采购,本地化措施也不符合GATT1994第20条(b)项公共健康例外。上诉仲裁庭纠正了专家组的一项错误法律解释,尊重专家组的事实认定,但本案仍有许多法律解释和适用问题有待澄清和完善。土耳其药品案给中国带来如下启示:关注WTO规则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规制和影响;供应链韧性建设必须遵守WTO规则;可以合理利用WTO政府采购豁免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但应避免设置超出豁免范围的歧视性附加条件。

WTO诸边谈判模式的优势、法律地位及前景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边贸易谈判模式要求世贸组织(WTO)所有成员协商一致达成一揽子协议。仅由部分成员参加并通常针对单一议题的诸边谈判模式具有明显效率优势,有望取代多边谈判模式成为WTO规则发展的主要途径。诸边谈判及开放式诸边协定在WTO体系中具有合法性,但也应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中加以明确,并规定诸边协定与WTO体系的衔接方式。硬性规定诸边协定的多边化会妨碍WTO规则的发展。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中国一直在诸边谈判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重构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历史上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公平、透明且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上诉机构的瘫痪暴露了现有机制的诸多缺陷,包括程序冗长、成员遴选政治化以及成员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信任的下降。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可能的改革路径,如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改革、引入更加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协调。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不仅是恢复其在国际贸易中核心地位的关键,也将对国际法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最终,通过有效的改革,WTO有望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交织背景下,继续发挥维护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作用。

WTO规则在我国适用问题之探析

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WTO规则体系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领域最有效、最明确的法律制度，并给全体成员在经济、政治以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WTO规则或WTO法在各成员方国内的适用问题最终体现了WTO制度的核心之所在。本文从我国国内法和国际法律制度两个角度，就WTO规则与中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WTO规则在国内适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论WTO对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影响及其法律分析

WTO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成员不仅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方面受到WTO各项规则的约束,在其他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方面也受到WTO制度的影响。就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而言,WTO将从证券市场自由化和证券市场管理定位两方面施加制度性影响,使得我国证券市场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并有助于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管理职能的转型。本文在界定WTO制度性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WTO对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影响,并就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风险与代价——《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第16条特殊保障措施条款,由于它的特殊性与其可能对中国经济和WTO法律体系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该条款采取WTO体制所摒弃的选择性保障措施、“市场扰乱”、“灰色措施”等,而前所未有的“贸易转移”规则可能导致国际市场对中国关闭入口。该条款不仅可能扭曲国际贸易而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会减损WTO机制的效力。我国必须设法尽可能地降低该条款的实行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十年述评

一、中国加入WTO十年参与争端解决的概况 任何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遵守。WTO的“一揽子”协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4个附件）确定了多边贸易规则的主要内容，当WTO成员对其他成员执行WTO协议的情况感到不满且理由充分时，WTO提供了解决它们之间争议的有效途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拥有了在其他成员违反WTO协议对其利益造成损害时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的权利，

防止滥用规定的权利——WTO法律框架下《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的法律解释

2001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内容,一方面,中国除了需要遵守所有WTO成员均需遵守的多边贸易协定义务以外,还需遵守诸多单独针对中国实行的"超WTO义务",另一方面,在正常的WTO法律体系所赋予各成员的贸易救济权利上,中国将遭受来自各成员"超WTO权利"的限制.在各成员单独针对中国实行的诸多"超WTO权利"之中,<报告书>第242条各成员针对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可以采取的限制措施,因用语存在诸多含糊不清之处,尤其是缺乏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规定,极易造成各成员对该条款规定权利的滥用.因此,为防止该条款的滥用,在WTO法律框架之下,对该条款进行法律解释十分重要和必要.

后W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及对策

2001年底中国加入W TO之后,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数量增加,形式多样。本文通过总结中国入世之后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提出了应对后W 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一般建议。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2023年WTO贸易政策审议成员TBT概况研究

当前,国际贸易在WTO框架下,传统关税壁垒影响力逐渐削弱,以标准为基础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引起的新型贸易壁垒影响力日渐增大。为增进我国参与相关国际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对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状况的了解,减少国际贸易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可能性,本文以2023年WTO贸易政策审议成员的秘书处工作报告和政府政策声明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对其贸易政策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审议,有助于持续加强国际标准化对话,对推动构建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WTO框架下我国商标法之不足与完善

加入WTO使我国的经济体制规则面临极大的改革和调整,商标法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全面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的挑战。虽然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经过几次全面修改与完善,但与WTO有关规则仍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为了更好的与TRIPS协定接轨,完善我国商标法律制度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适应WTO的必然选择。文章从与WTO规则的差距角度分析了我国现行商标法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探讨了我国商标法律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修改、完善的必要性。

WTO现行贸易报复机制的缺陷分析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适用贸易报复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被诉措施的实施方将其适用的措施调整至与WTO协定或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相一致。但WTO现行贸易报复规则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缺陷,WTO争端解决机构所裁定的报复措施的救济效力是不充分的。

WTO法框架下的数据跨境交易管制:现状与改革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WTO作为国际贸易的监管机构,面临着更新规则以适应数据驱动经济的挑战。各国数据本地化政策虽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却限制了数据自由流通。通过考察国家、双边、区域协定及WTO层面的数据管制政策,可以看出WTO框架在处理数据贸易上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需要制定国际统一的数据交易标准、加强网络安全国际合作、采纳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同时,WTO还需推动数据自由交易,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