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劳一定高产吗?“干中学”视角下工作时间对工资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干中学”视角出发构建两期生产模型分析工作时间对工资率增长的影响。基于CLDS个体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雇员的工资率增幅与其工作时间之间存在“倒U型”的函数关系。在每周工作时间小于41.476小时的情况下,工资率增幅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上升;而在工作时间超过这个阙值以后,工资率增幅则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下降,说明过度超时工作是缺乏效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高学历、非农户籍、第三产业、私有部门及小型单位雇员的最优工作时间较短。研究说明合理的工时安排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制定灵活的工时制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养老金调整的适度水平研究

本文以养老金替代率为目标,以工资增长率为依据,分别按照上年养老金水平和上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两种方式调整养老金,推导养老金调整幅度的算式。利用3年移动平均工资增长率确定养老金调整幅度的适度标准,实证检验,近几年养老金的实际调整幅度与理论调整幅度相比,按平均养老金调整方式计算低5个百分点左右。

“统账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供给模型研究

以中国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依据,构建了统账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供给模型,利用陕西省社会保障局提供的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并运用模型对未来55年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供给能力进行了预测;通过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工资增长率、平均退休年龄是影响基本养老保险供给的主要因素。

会计盈余能预测就业与工资增长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企业加总的会计盈余对未来社会就业及职工工资增长的预测含义。基于2002-2017年的样本数据发现,企业加总的会计盈余变化与未来1-4个季度的失业率显著负相关,与净增就业人数、职工工资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特别地,与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对就业及职工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相比,会计盈余下降对就业和职工工资增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对盈余进行分解发现,管理层主要根据核心盈余变化做出人员增减及工资调整决策,非核心盈余与未来就业及职工工资增长并不显著相关。本研究既拓宽了劳动经济学领域有关"就业及工资增长决定因素"的研究视野,也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与宏观经济预测"领域的文献,揭示了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微观机理。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与养老负担关系分析

我国自建立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初就提出要对养老金进行正常调整,但在近20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未建立起统一、稳定、科学的调整机制。本文首先分析了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金调整机制与养老负担之间的定量关系,根据现收现付制度的运行机理和经济增长原理分别推导出两种不同养老金调整机制下维持养老负担不变的临界条件,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为基础对临界条件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即在保持养老负担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具有不同要求。文章为我国养老金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一定的依据。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论文采用精算方法,选择终身净转移额和内部收益率两大指标,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定量分析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代内再分配效应和代际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镇职工、其他制度模式下的参保群体、不同地区、代与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取决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的动态组合,新制度既可以发挥正向的代内再分配效应和代际再分配效应,也可能会引起代内不公平和代际不公平,而且再分配效应会随缴费年限增加而增强。

汇率变动、工资收入与经济增长

在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的背景下,研究了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复苏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贬值有助于经济的恢复,而且是可持续的。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受到压抑,工资价格效应难以发挥资源配置的效应,而工资上涨不会引发通胀,应当适当提高工资水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工资增长率之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影响工资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得出工资的增长率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的增长速度或跟上物价上涨指数的结论。并用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际验证和分析,得出中国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基数过低,以及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不够密切的结论,且在此基础上给出调整中国职工工资的政策性建议。

为什么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一个基于权力(资源)结构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现象:工资增速远低于GDP增速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掌权了大多数资源和绝对的权力,导致分配偏向于政府和垄断企业;并且在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下,各地在产业选择时都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提高了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谈判能力,导致企业的收入占比不断提高。

生育对中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余年的9期追踪数据,使用分层生长曲线模型,分析我国女性生育对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率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的长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生育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工资增长速度也随之减缓,显示出生育影响的长期效应;越晚出生的队列,生育对母亲的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率的影响均越大;同时,市场部门影响的队列效应更为明显。对于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长期下降和低生育率趋势,分析生育对女性工资水平影响的长期效应和队列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就如何减少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的负向影响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即积极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落地见效,通过一揽子社会经济政策完善生育支持的配套措施,加快构建家庭和生育友好型社会。

换工视角下的农民工群体内部工资及其增长率差异研究——基于四次珠江三角洲九城市的调查数据

采用2006年至2010年珠江三角洲四次农民工调查数据,比较换工和未换工群体在工资水平和工资平均增长率上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异同。从工资水平来看,换工是劳动力市场中略占劣势的农民工实现工资增长的途径之一。工作相对稳定者,换工频率与月均工资水平呈倒U形;工作相对不稳定者,换工频率与月平均工资水平呈U形。从工资增长率来看,换工群体在工种之间、企业规模之间的工资平均增长率差距要低于未换工者。对于换工群体,人力资本对工资平均增长率的边际效益递减,受教育水平越高,工资平均增长率越慢,对未换工群体的效用则相反;换工群体中,求职网络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更大,换工者的工资增长速度可能更依赖求职时新建的社会网络资源。

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适用性研究

根据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通过研究1999年～2009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从失业——工资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关系、失业——国内生产总值关系这三个方面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表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仅在经济危机的特定时期适用于中国,并据此提出了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对策: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制造业;通过拉动内需来刺激投资、提高就业率;通过中央银行的定向增发票据回收流动性。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影响

参照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和海克曼的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动态世代交叠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生产能力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增加和劳动供给的减少,进而引发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增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在长期内,人口老龄化使得年轻人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进而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合理降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攀升问题凸显,成为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和"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下行阶段,企业微利、负利情况普遍,为了顶住下行压力,保证经济社会相对平稳运行,应积极采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措施。从用工成本构成来看,增长较快的为工资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其中工资成本具有明显福利刚性效应,降低用工成本的主要着力点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通过扩大筹资来源,精简整合五大社会保险,加强基金统筹管理和完善公积金缓缴、降缴机制等措施,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保险费率普遍下调约4个百分点。

基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服务业就业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后续修正模型,将服务业工资增长率滞后程度引入模型,建立能恰当反映重庆市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原因的计量模型,并用1985—2012年重庆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制成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对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提升起抑制作用。不断提高部门间产业依赖度才是提高服务业就业份额的重要举措。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对本部门就业份额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对克服"成本病"也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长率是服务业主动提高就业份额的有效途径。

城乡收入增长、养老金与生育水平--基于扩展OLG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一般均衡的封闭世代交叠经济中,家庭生育水平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内生函数,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是影响家庭生育水平的重要变量。构建家庭生育的扩展OLG模型,根据中国家庭生命周期预期效用最大化,推导出由工资增长率、养老金替代率、缴费率等相关变量决定的家庭生育水平(生育孩子的数量)。在此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增长与生育率正相关,收入增长对城镇家庭生育水平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农村家庭则产生负效应;养老金替代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缴费率或平均税率与生育率负相关;育儿成本对城乡生育水平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而儿童津贴则产生正效应。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从实现人口稳态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出发,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及其相关社会福利政策选择进行了讨论。

在货币“洪流”中挣扎的劳动者——货币数量与劳动者福利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货币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可能影响了劳动者的福利。本文利用1993-2011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货币数量与整体劳动收入占比、在职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率及失业率这三个劳动者福利变量的关系及出现此种关系的原因。从两者关系来看,中国货币数量的增多整体上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但对在职职工工资增长率、失业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货币数量的增多还很可能带来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分化以及劳动者内部的分化。从原因来看,货币数量增多损害劳动者福利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信贷投资、国家预算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五个因素。

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增长模型

本文首先介绍了效率工资的经典模型——夏皮罗-斯蒂格里兹模型,探讨了效率工资的形成以及非自愿失业出现的原因,及失业的“威胁”作用。另外,本文在符合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定条件下,融合代理理论和强制性储蓄假说,构建了效率工资增长模型,提出了效率工资增长模型的关键等式,且由等式隐含地决定了效率工资的最优增长率。此外,还分别分析了效率工资的最优增长率与贴现率、厂商生产技术和工人偏好之间的关系。最后,探讨了最优就业路径和调整成本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