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社会学,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异化分析,是当下阐释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基础性理论资源。非雇佣数字劳动指的是与数字劳动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体所参与的数字劳动,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包括博主、出行信息平台用户、各媒体平台用户等。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是信息与符码转换而来的流量,而其背后的原动力却是资本权力的扩张与渗透。非雇佣数字劳动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劳动主体的广泛性,二是劳动场景的随机性。非雇佣数字劳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实现,同时存在劳动主体性消解的可能:信息符码转化成数据流量致使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被抽象化,劳动主体以无偿性评价行为直接参与去主体性过程,劳动背后的资本野蛮生长直接侵蚀主体性。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思想探赜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信奉的“劳动创造财富”圭臬无法开解“工人劳动带来贫困”的悖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纠正了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的抽象表达,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宰制,说明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以及工人劳动受贬损的必然,并指明了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进路。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是“低级的”和“暂时的”形式,注定会被更高社会形态的自由联合劳动取代;劳动战胜资本的根本路径是,工人阶级要以革命的政治行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消除劳动的阶级属性,使劳动回归人的自主活动。

劳动关系的平衡与分化:基于工资议价的谈判地位测算

伴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劳动关系发生变革,对劳动保护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工资议价的理论框架下,运用2003—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雇佣双方谈判地位并比较其结构差异,发现总体上我国雇佣双方谈判地位的差距有所缩小,劳动关系呈现平衡发展的趋势,但谈判地位随雇佣双方特征及雇佣组合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男性、已婚、少数民族和城镇户籍的劳动者更具谈判优势,“农村户籍—国有企业”“低人力资本—大规模企业”雇佣组合劳动者谈判地位较低。因此,完善现行劳动保护制度有必要以谈判地位为依据,针对不同雇员、雇主和特定雇佣关系进行分类调整,真正实现劳动关系的实质平等。

“数字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外卖平台“计件工资制”研究

对工业生产中“计件工资制”的研究表明,薪酬制度不仅从经济维度影响劳动者的行为,更是形塑劳动者从纯劳动力意识向纯劳动意识转变的重要机制,是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外卖平台“计件制”中的派单、奖励、惩罚等规则的梳理,提出平台“计件工资制”虽然在形式上承继了工业生产“计件制”“多劳多得”的简单累积逻辑,但根本上已经变成了高投入、高回报和高风险的企业家式博弈,以及本质上的加速积累逻辑。同时,通过对骑手个体经营意识、过渡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等被薪酬制度所形塑的企业家式劳动主观意识的呈现,进一步提出外卖平台薪酬制度的变迁意味着平台劳动中的“数字泰勒主义”并非工业劳动经典“泰勒制”的自然延续,而是具备了主客观方面的独特特征。

Growing Wages and Changing Demand for Worker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Taking advantage of company survey data,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ponsiveness of enterprises in manufacturing sectors to the recent labor market changes characterized by surging wages and shrinking unskilled worker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abor demand elasticity with regard to output is substantial.In other words,growing manufacturing will keep creating jobs and intensify labor scarcity in China.The wage elasticity is-0.40 for unskilled workers and-0.53 for skilled workers,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ese companies are quite responsive to the recent labor market changes.There exists a kind of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skilled and unskilled workers,however,the magnitude of elasticity remains small.To promote economic upgrading in China's labor market,institutional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should encourage companies to be responsive to the warning signals from the market of production factor.

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劳动力流动率为切入点,选用30个省会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空间效应。基于现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间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动拉大了大城市工资溢价,尤其是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提高对工资溢价促进作用显著,人口在100-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最低工资、劳动密集度与企业退出

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的异质反应。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通过影响产品成本加成率、行业市场份额、企业生产率来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其退出概率。本文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有利于产业资本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视角下的劳动报酬争议研究

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防范和化解劳动报酬争议,是巩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10万余起劳动报酬争议案件和从其中随机抽样的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的2000起劳动报酬争议案件为研究对象,发现劳动报酬争议具有劳动者的核心性、劳动报酬争议的非均衡性、劳动报酬拖欠的高额性和久期性、劳动报酬争议案情的复杂性等整体性特征,而拖欠工资的事实难证明、工资内容和工资标准难确定、加班工资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以及劳动报酬权保障体系较单一是劳动者主张劳动报酬权面临的主要难题。为了进一步完善劳动报酬权的保护路径,需要优化劳动报酬争议证据规则,厘清工资内容和工资标准适用规则,明确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构建劳动报酬权的多元化保护体系。

市场化改革与共同富裕——基于企业间工资差距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存在且形式复杂,长此以往可能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与此同时,我国市场化改革有力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但其对公平的影响还有待验证。为此,本文基于企业间工资差距视角,分析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显著缩小了企业间工资差距。具体来说,市场化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工资基尼系数将下降3.37%。该结果在更换收入差距衡量指标、更换研究样本后仍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生产率差距缩小和劳动者企业间流转是市场化改革影响企业间工资差距的两个主要机制。此外,本文发现进入企业、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小,且市场化改革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作用在这些企业组中更显著。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收入分配结果公平,有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照料劳动的价值评估与定价:对家政工涨工资的实证研究

以家政工涨工资为切入点,讨论雇佣双方如何对照料劳动的价值进行评估和定价。研究发现,中介公司和雇佣双方的社交网络是家政工涨工资的重要装置,前者为涨工资提供了市场惯例,后者将抽象的、概念化的市场转变成经验的、可感知的市场,为雇佣双方评估照料劳动的量和质提供了地方化市场信息和参照对象。对照料劳动价值的评价形式包括照料劳动工作量、照料劳动技能和照料劳动态度。此外,照料劳动的价值评估和定价不仅嵌入雇佣关系结构中,而且会反过来影响雇佣关系建构。作为被雇佣一方,家政工虽然拥有强烈的劳动变现动机,但她们往往采用间接的、非正式化的方式表达涨工资诉求,避免涨工资这一经济行为对雇佣关系产生冲击。雇主涨工资决策也并不是简单地遵循照料劳动价值评估“值不值”逻辑,而是呈现出强烈的“心安”逻辑,即雇主通过涨工资经济行为来构建稳定、安全的照料劳动关系,达到“涨薪留好”“涨薪避坏”的目的。

就业干预政策下工资增长机制研究

充分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一直广受关注。基于我国就业优先实践经验构建政府介入劳动市场和就业干预情景下的工资增长模型,运用1980-2019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积极就业干预政策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对工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不会对工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同时综合考虑货币工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干预力量,才能判断货币工资的增加是否真正代表了现实中实际工资的增加。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更有利于保持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进而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实现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技术与劳动力迁出决策——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兴技术革命正不断渗透我国劳动力市场,微观劳动力个体面临地区智能化技术冲击时的迁出决策是关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现实性问题。利用网络爬虫方法获取的城市层面人工智能专利数据,结合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迁出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提高劳动力迁出决策的概率。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减少就业机会和降低工资收入水平两种传导路径引发劳动力迁出决策。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偏向引致中低技能、从事常规性职业、过往迁移时间较短、农业户口和非国有企业劳动力迁出。因此,政府应着力加强劳动力权益保护和再就业,积极开展劳动力职业培训,减少技术性失业诱发的劳动力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