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敬梓的疾病体验与《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

《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是吴敬梓自身疾病体验的文学化体现。吴氏常年受消渴病折磨,慢性病触发的"死亡焦虑"影响其创作心理,形成"病亡"的人物退场习惯;而消渴病与痰湿有一定的关系,书中不少人物的疾病也与痰湿有关。作者反复构建疾病与负面形象的联系,组织情节、营造场景,"同而不同"地描画人物病态,进而形成一种由身体病态到心理病态,再到社会病态的隐喻逻辑。《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极具个性:一方面,作者对疾病本身和病患群体持中性态度,没有屈从于当时社会对特定疾病的集体性偏见;另一方面,作者在士林人物疾病书写过程中笔锋有所收敛,否定中含同情,讽刺中有无奈,这与全书"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相一致。

义内义外与道德内在主义——孟子与告子仁义内外争辩的伦理学意蕴

《孟子·告子上》有两段文字是孟子与告子关于仁义内在外在的争辩,本文着力于分析这两段文字,表明这一争辩是孟告人性之争的进一步延伸,突出孟子与告子在人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同时考察这两个人各自提出义内义外观点的深层原因,并进而阐述道德内在主义的含义,由此挖掘孟告有关仁义内外之辩的伦理学意蕴。

基于小型语料库的介词in/out和里/外的对比研究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下Langacker(1987)的射体-界标理论指导下,参照Tyler(2003)等人的介词划分标准,对英文介词in/out和中文介词li(里)/wai(外)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比较这4个介词的原型意义的应用及范围。另一方面,借助隐喻方式的拓展,分析这4个介词的拓展范围,种类和频率,以及比较相似原型意义的中英文介词拓展的不同之处。本研究的所有语料均出于BNC语料库和PKU-CCL(北大中文)语料库,研究发现不同国家虽然存在不同文化,但确实有着相同的认知模式。另外,本文也证实了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更是一种人类的认知方式,隐喻根植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知识。

新公布上博竹简《卉茅之外》字迹研究

2019年曹锦炎先生在《简帛》第十八辑上公布了三支未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名为《卉茅之外》。曹先生认为该篇与上博五《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很可能同编一册。本文从字迹角度对《卉茅之外》等篇进行研究,认为该篇与《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兰赋》《李颂》四篇为同一书手所写。

《韩诗外传》“人主之疾”试析

《韩诗外传》是西汉初年解《诗经》四家之中韩婴一派的著作,保留了汉初的大量语言材料。其中第三卷"人主之疾"一章,以"痿、蹶、逆、胀、满、支、膈、肓、烦、喘、痺、风"这十二种疾病来比喻君王治国的十二种过失。以医药喻政事得失,古已有之,但以不同疾病分喻不同的治国理政失当之处,却比较少见,为后世留下了独特的语言材料,亦可反观当时人们对这十二种疾病的理解。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研究,试析、补正《韩诗外传》"人主之疾"中的"十二疾",既可校订《韩诗外传》"十二疾"的文字,又可考释这十二种病名在当时的含义。

“政治儒学”抑或“政治的儒学”——论儒学在当代的政治姿态

"儒学在现代"(而非"现代儒学")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新时期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非政治的儒学"与"政治儒学"代表了两种极端解决思路:"非政治的儒学"虽然坚守住了儒家"内圣(曲)通外王"的整全视野,但却违背了政治生活的本性(即外王事业无法完全化约为内圣功夫);而"政治儒学"却将内圣外王对列并举,虽然看到了政治生活的本性,但却丢失了儒家的整全视野。基于前两者的经验,可以提出一种介于"非政治的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政治的儒学"观念,即通过把"内圣外王"理解为一种"言辞上的乌托邦",既要保存儒家的整全视野,又要尊重政治生活的本性,以此作为一种儒学在当代的合理政治姿态。

《说文解字》新证四则

本文对《说文解字》中日、夙、外、应四个字的解释做了新的论证。日与实古代音义皆通，夙同肃，外的字义是“夕卜”，龙是神，同时在古代哲学中代表中和之德。

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

商代外服制是一种藩属体制,类似汉唐时期以原始性和松散性为特征的间接管理和统治的羁縻制。在外服制的藩属体制下,商朝四土的政治疆域极其模糊。伴随着商朝国力的盛衰和对四土政治、军事经营的推进与收缩,商朝疆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在殷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王朝在四土之境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的主权颇为有限。直至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诸侯的控制方逐渐加强,商朝方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日藏佚籍《宋元明诗隽》选录元诗的文本来源与文献文化意义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收藏《宋元明诗隽》一部,按照《宋诗隽》《元诗隽》《明诗隽》的次序选录宋、元、明三朝诗歌,分体编排,并逐首附有评点。其书托名李攀龙、吴从先、袁宏道、陈继儒诸家编纂、增订,实为建阳书坊伪造。通过对《元诗隽》所收诗人诗作的详细梳理比较,可知其文本内容与明代后期编成的《尧山堂外纪》高度重合,或有共同的材料来源。而这样一部伪托总集之所以会出现于晚明,又是明代中后期的诗学思想递嬗、书坊意在谋利、评点文化兴盛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