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通经致用思想新探

以往学术界多以“疾虚妄”或“实事疾妄”“疾虚妄、归实诚”来概括王充思想的特点,并对其敢于批判经典或前人旧说中谬误的精神大加赞赏,而相对忽略了王充思想学说中通经致用的基调。事实上,通经致用堪称王充思想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吴越实学和中原儒学在王充身上的交会。王充以儒学的价值理性来统摄吴越实学,又以实学的求实精神来检验中原儒学,追求儒学和实学的统一。而通经致用、实事疾妄的背后则是王充经世济民的苦心。

明代名臣王崇古诗文集版本考述

王崇古是明代山西籍名臣,他曾两次出任三边总督,并在明中后期的“隆庆和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崇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公余漫稿》《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王鉴川文集》等。由于王崇古相关著述的编者不同,刊刻时间不同,其著述内容在刻印过程中或增加内容后重印,或被删节后刻印,或被辑录后刻印,至今有多种版本流传。这些著述不仅为研究王崇古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明代山西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沫若书信中的楷书风貌探寻

郭沫若楷书书迹较少,其书信中的楷书字体多是青年时期与其父母之书,且相对水平不是很高,但却是研究郭沫若楷书书法的重要参考材料。通过对郭沫若书信中楷书风貌的研究,能够明确他早年的学书出处,更利于今后全面研究郭沫若的书法艺术。在现有能够查阅到的书信中,郭沫若楷书展现出三种风貌:一是欧颜风貌,结构谨严,风神遒脱,骨气凛然,体现出了郭沫若幼年学欧学颜的楷书基本功力;二是苏体风貌,兼有写经书风,字取横势,斜逸开张,突显出东坡楷书对郭体楷书的影响,尤其体现了写经书体对郭沫若楷书书风的影响;三是王(宠)体风格,这是在欧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明代王宠楷书的艺术特征,通过融会贯通,表现出了飘逸闲雅、含蓄秀美的楷书风貌。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王成荣从冲任论治不孕症经验介绍

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率逐渐上升,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及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中医多将不孕症的病机归为脏腑功能失调、气机升降失司等。治疗多从肾虚、肝气郁结、瘀滞胞宫、痰湿内阻论治。王成荣研究员在治疗不孕症上,认为冲任二脉气血的盛衰与月经、孕育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治疗上当以“调理冲任”为总的治疗原则,并视具体情况合理运用,临床治疗不孕症疗效显著。本文总结王成荣研究员治疗不孕症的经验,以期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新的思路和启发。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东汉初,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

王充《论衡》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俄罗斯一直深受关注,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其学说和思想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苏联之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种“打破束缚,走向现实”的现实意义。虽然中苏关系在这七十年间不断地变化,但是基本没有影响到王充研究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影响。通过介绍王充思想与学说在俄罗斯的影响与传播,可以丰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的现实意义,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传统古典杰作的研究状况。

论老庄的“自然”--兼论中国哲学“自然”思想的发生与展开

"自然"及由此经营出的思索,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阐明老庄的自然、王充的《论衡》中的自然、魏晋玄学的自然,就能保证中国的"自然"不只局限在中国思想史的内部,而能够更好的展开和发展,成为一个有建设性意义的问题。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再谈磁性指向仪“司南”——兼与孙机先生商榷

长期以来,科技史界不少人认为汉代王充《论衡》中"司南之杓"是磁性指向仪。近年来,孙机先生据宋残本《论衡》中"司南之杓"的"杓"字写为"酌",从而训诂"司南"为指南车,并对前者观点加以抨击。文章指出宋残本《论衡》中"酌"为错字,孙机的训诂不成立。"司南"为磁性指向仪之说未为撼动。

《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王充道家思想探析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 ,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 ,以“气”为核心范畴 ,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 ,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 ,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 ,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因此 ,王充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

《论衡》的海洋论议与王充的海洋情结

《论衡》作为汉代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著,内容丰赡,视野宏阔,思辨精深,论说明朗。其中,涉及海洋的内容,以越人重视海洋开发的传统为基础,亦以战国秦汉时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识积累为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价值;涉及海洋气象知识、海洋水文知识、海洋生物知识的论说,亦开启了我们认识汉代海洋学的视窗。而作者王充因出生与长久居留地方的滨海环境生成的海洋情结以及体现出的开放、进取和重实学的海洋意识,也值得予以总结和说明。考察汉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论衡》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这位思想家。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思想是王弼哲学的根本宗旨,也是王弼对老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在本体论上,他强调以无为本;在政治论上,他主张以道治国,理顺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最终达到"崇本举末"的社会效果。

王宠惠的战后集体安全思想

二战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反法西斯同盟几个主要国家的领袖开始谋划重建战后世界秩序和集体安全的问题。作为同盟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方面也积极参与了相关工作,建言献策,参与设计。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作为战时国民党决策层内兼具外交家与法学家身份的元老级人物,在这方面深得蒋介石的倚赖,受命主持国际问题讨论会,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和阐释关于战后集体安全的问题,其所提出的方案与主张,成为中国代表团在相关国际会议提出方案的重要蓝本,也为战时中国的国际宣传和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疾虚妄"、"务实诚"的思想,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一系列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如真实、准确、独创的文学创作原则;质文相称的文质观;语文一致、通俗可晓的文学语言观;"实诚在胸臆"的作家修养观等。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为探讨《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通过深入解析相关文献,并联系道教实践,发现《庄子》"齐"与"忘"的思想对道教重玄学义理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庄子》"缘督以为经"、"守一"、"养神"、"吹呴呼吸"、"熊经鸟申"的养生思想构成道教炼养术的重要来源;同时《庄子》的神鬼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神灵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庄子》思想是道教的理论源头,反映了道家与道教的深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