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铁湿法消解方法的探究

探究了不同湿法消解磷化铁后试液的准确性。湿法消解磷化铁实验过程中,利用硝酸溶解,溶解不够完全;王水或混酸进行磷化铁消解,溶液较为完全,测试数据准确稳定。其中,王水消解方法测定准确,经济实惠,危险性小,消解耗时短。最终选择王水进行磷化铁试样的消解。

书写乡土中国的新气象——读乔叶《宝水》与付秀莹《野望》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呼唤新的乡土叙事,同为“70后”女作家的乔叶和付秀莹分别奉上《宝水》和《野望》,以对乡土现实的深切关怀做出了回应。他们在小说中,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返回乡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通过散文化的笔法和鲜活的乡土语言,将笔触深入平凡的乡村个体和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提供了新鲜的乡村建设经验,勾勒了现实乡村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时代的精神风貌。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 ,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 ,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 ,一是湛若水之学 ,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 ,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文化使命感与问题意识——王水照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王水照的人生道路历经坎坷和磨难,学术生涯几经波折和反复,但仍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领域:一是苏轼研究,二是散文研究,三是宋词研究,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五是钱锺书研究。他肩负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传统学术和现当代文化的现场,以深邃的阐释学意识,用清透精当的语言,为唐宋文学描绘出深广的文化背景、思想图景和学术地图,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而凸显出学术的主体性、特殊性和个体性。

明代书院发展的政治环境——正德年间广东书院创兴的分析

中国书院有近千年的历史,其中,明代书院发展最为坎坷、大起大落。对历代书院的兴衰,经典解释是从学校、科举、学术三个因素来分析,但这种解释只能说明表层的问题,并不能很好地解开明代书院起落的谜团。试通过正德政局影响广东书院的个案,分析广东书院兴起的历史境遇,揭示明代书院发展的深层历史动因。

诗行衔恨谱悲歌——蒲松龄五古悲情诗赏析

《梦王如水》是蒲松龄五言古体悲情诗中的一首,小序简述背景,抒写悼念友人的悲伤情怀,说明成诗过程;诗的正文赞扬逝者的美好品德,回顾友人生时的侠义热肠以及与自己的深厚情谊,尽吐悲情。蒲松龄的五古悲情诗,写作面广,情境真切,感情深重,诗味浓烈,用律绝诗体则难以表述。诗人此类作品继承杜甫五古悲情诗感时伤怀记事抒愤的优良传统,且表现出别具特色的诗风。

村落民俗体育“盘古王戏水”移变的人类学考察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正达村原生态村落体育"盘古王戏水"活动的变迁历程、内在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盘古王戏水"活动源起于颇具传奇色彩的神灵崇拜及蒙昧时代精神力量支撑的祈福需求;其变迁经历程古代、近代、当代三个时期,其内在的变迁规律体现为建构→传承→解构→修复→重构。从社会自然环境变迁是"盘古王戏水"活动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变迁是"盘古王戏水"活动发展的客观条件,主体需求的变迁是"盘古王戏水"活动发展的根本动因等方面解构了这种发展变迁的因素。

关于萧绎《山水松石格》与王维《山水诀》再探讨

萧绎《山水松石格》与王维《山水诀》被画学界视为伪作,并被认为作伪的时间也不尽同。笔者认为这两篇画论系同一人所作伪。原因在于两篇行文开端格调基本一致,描写内容如出一辙。分别与同期画论作比较,文法迥异,但两者相比较,确有不谋而合之处,甚至感觉两者的篇名可以互换。这两篇画论可能系北宋初期之前的山水画家所作。

汪辟疆与《水经注》——以新发现的批本为核心

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十分重视《水经注》一书。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藏有《水经注》十册,经著名学者汪辟疆批校。书中保存了汪氏大量的批点文字,并有其手书题跋多通,颇具文献价值。

宋代淄川名人王樵与奂山

有关奂山的史料,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渑水燕谈录》所记载的淄川名人王樵。王樵是北宋著名的隐士,其事迹见于《宋史》卷四百五十八《隐逸传》。在淄川城东南隅王樵自筑的"茧室"故地,有后人修建的赘世先生祠,后来其祠墓移至淄川西关慕王庄北。元代于钦的《齐乘》引录了《渑水燕谈录》关于王樵的记载,但由于体例方面的原因,该书于"奂山"记载阙如。

优秀投掷运动员基础训练阶段的训练学特征——王水琪基础训练实践探讨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走访调查和个案分析等方法,对王水琪教练在优秀投掷运动员基础训练阶段的训练学特征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运动员的选材和基础阶段的"三化"训练是这个阶段训练学的主要特征,对投掷运动员的选材和基础阶段的训练提供理论依据和样本。

王水照先生与宋代文学研究

王水照教授潜心研究宋代文学 4 0多年 ,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 :一是苏轼研究 ,二是散文研究 ,三是宋词研究 ,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既注重传统考据之学 ,也善于运用现代文艺学新方法 ,其学术笔记的撰写也是一种独特的治学方式。

闽台两岸“走水尪”民俗文化对比研究

“走水尪”是一种产生于闽南地区,随闽南籍移民带到台湾,并在移居地落地生根的特色民俗活动。闽台两地“走水尪”民俗虽一脉相承,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无论是具体形式还是其文化意义,都产生了差异,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探析这一民俗在两岸之间的传承与变迁,阐明要发挥传统闽南民俗活动的文化纽带作用,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

《山祭》《水葬》的叙事模式研究

王蓬的长篇小说《山祭》《水葬》在叙事模式上具有一致性:从叙事时间上看,呈现蒙太奇式的穿插嵌入叙事,避免了平铺直叙的乏味;从叙事角度考察,分别以冬花和翠翠两位女性作为叙述中心,展现了女性的美好柔顺和坚韧;从叙事结构分析,是平民英雄化与英雄平民化、狂欢化与奇观化叙事的融合。

《大雅·崧高》《小雅·采芑》《王风·扬之水》本事探析——从周人的南方经营和周楚关系角度

周人为维护王朝统治、掠取江汉流域的青铜等材料,十分重视在南方的经营;楚人在这一区域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对周的统治和利益逐渐产生影响,因而受到周王朝的讨伐。《大雅·崧高》记载分封申国,是宣王加强南国控制的措施;《小雅·采芑》记载周人伐楚,与楚人不臣服于周且逐渐掌控汉水流域青铜运输之路有密切关系;《王风·扬之水》所载平王戍申、吕、许,应与楚人北上有关,也是周王控守整个南方区域的防御性手段。

谁主梁山——情商定归属——《水浒传》人物情商研究之一

梁山 ,是《水浒传》中以一百零八条好汉为代表的反宋农民武装的根据地 ,谁能坐上梁山寨主之位 ,意味着他就是这支农民武装队伍的领袖。梁山三易其主 ,其间 ,人物的情感智商主宰着他们的命运。王伦器量狭小 ,终遭火并 ;晁盖意气用事 ,中箭身亡 ,让读者看到了他情感智商弱势的一面 ;梁山寨主之位最终落定宋江 ,这得益于他的乐善好施 ,处事冷静 。

“考据”与“义理”--王国维、孟森、胡适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论辩

自清中叶以来,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议论可谓众说纷纭。民国年间,有关《水经注》公案的论辩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到学界关注的中心。论辩双方均以考证文章作为基本形式,阐述己方之观点。王国维、孟森在公案的讨论中通过文本的校勘得出结论,虽不免“过火”之处,基本上仍遵循了“论从事出”的原则。而胡适应已先期抱有“确信被告是无罪的,甚至有罪的恰恰是原告”的心态,通过外围反证和否定论学对手的正当性来证成自己的观点,而“先立大本”的论证方法,使得胡适的观点在讨论中常常表现出“证据”与“结论”的张力。在这场看似以纯粹的客观考证为指归的学术论辩中,其实蕴含着不易为外人察觉的观点之争。通过对这场公案的再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观察论辩双方的论学心态以及背后幽微难察的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过程。

《暴风雨》五言诗体中译--民国时期莎剧经典化的尝试

余楠秋、王淑瑛以五言诗体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可称为中国莎学史上的一个特殊译本。余楠秋、王淑瑛以五言形式翻译莎剧虽然是一次不太成功的译莎实践,却是首创且是唯一的以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体翻译莎剧。余王译《暴风雨》对于林纾等人将莎剧误读为"诗"和译述莎剧故事的"莎氏乐府本事"都是一个进步。采用五言诗体翻译《暴风雨》难以完整反映原作的内容和艺术精髓,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损害了原作,偏离了原作的意境,也体现不出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神韵,但是为莎剧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