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三角Wang-Ball曲面表示抛物面

本文给出了三次三角 Wang-Ball基及三次三角 Wang-Ball曲面的定义 ,简单讨论了它们的性质 ,运用三次三角 Wang-Ball曲面精确表示了椭圆抛物面和双曲抛物面 。

以文促旅: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构建调查

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的构建主要以王阳明为文化内核,以文学景观为切入点。依据内容分析、访谈、问卷等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证明这一旅游链的构建有充分可行性和光明前景,提出虚拟文学景观实体化、构建集体记忆和以“文”达“妙”等发展策略,并剖析构建王阳明文学景观旅游链的文化价值、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该调查为一体化传播王阳明文化和推动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对贵州现有文旅项目的补充,也是黔学发展的重要推力。

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日藏《阳明先生诗录》的版本源流与校勘价值

钱德洪等编刻《阳明先生诗录》存世仅见两本,均藏于日本,其中内阁文库藏本是初印本,残存三卷;九州大学藏本是后印本,且经过补刻,存四卷完帙。该书是王阳明诗歌的第一次系统性结集,上承诗文选本《居夷集》,下启诗文汇刊本《阳明先生文录》,最终被吸纳入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先生诗录》中诗歌的面貌,在后续承袭的过程中多被改动,如诗歌题目被更换、诗序和附注被刊落、诗歌文字出现错讹。当下各种整理本“王阳明全集”均未将《阳明先生诗录》作为校本,导致部分讹误世代相沿,影响了王阳明诗歌的整理质量和相关研究。《阳明先生诗录》对整理王阳明诗歌具有重要校勘价值。

“立人”之思及其实践意志——“王得后鲁迅”的核心维度

“王得后鲁迅”是2022年出现在学界的一个概念,阐释它的全部含义是还在进行中的学术工作。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已成共识的是,王得后最先提出并富于体系性地论证了鲁迅的“立人”思想。他既以此透视鲁迅的内在魂灵,对鲁迅的整体思想进行体系性阐释,亦在此基础上思考鲁迅对“立人”理想的生命践行。经由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和自身的杂文写作,王得后藉鲁迅为媒介与当代中国的各类文化思潮、社会现象保持着交流、回应直至碰撞。“王得后鲁迅”最基本的构成,首先是以鲁迅为本位的学术研究,继而一以贯之地凸显着经由阐释鲁迅写作杂文,以求对中国人及其社会进行改良的实践意志,并由此确立起自身在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生态中的独特地位。

陈龙正《阳明要书》的核心要旨及其思想史意义

为应对晚明的政治危机与王门后学重本体、轻工夫所造成的空疏玄荡的学风,东林学者陈龙正编纂《阳明要书》对王阳明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评点。概括起来,该书的义理要点有三:一是朱熹理学未尝不有心理合一的维度,但心不等同于理;二是阳明“无善无恶”的本旨是“善本无善”,后人执着于“无”反而造成种种流弊;三是“致良知”的经世维度,良知必落实于现实经世,“致良知”是“万物一体”之政治理想的根本前提。从《阳明要书》的批注来看,调和朱王是陈龙正的学术倾向,但无论是宗朱抑或崇王,陈龙正的最终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由此我们可以反观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为东林学派的学术定位提供一种参考。

新见王渔洋家族史料《念祖约言》述考

《念祖约言》是明清山东新城王氏王渔洋家族鼎盛时期最为具体而原始的家训类著作,对于研究新城王氏的兴盛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林家骊教授论文对《大槐王氏日省格言录》进行细致解读,但称“《念祖约言》失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因撰此文,系统介绍传世本《念祖约言》的相关情况。

布依族史诗《安王与祖王》的主题程式分析

《安王与祖王》是布依族民间文学中影响较大的史诗典籍。本文运用“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对史诗中反复出现的“生育”“诞生与成长”“转告”和“争斗”四大主题进行程式化分析,探究口述者韦文坤演唱时呈现的技巧和规则。通过史诗文本的程式化特征,探寻布依族人民对自然、自我和民族的认识,最终讨论程式化分析对史诗研究的启发意义。

“汪氏文体”的生成与特征——兼论汪曾祺创作中的高邮小城镇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他独特的小说文体被称为“汪氏文体”。“汪氏文体”的生成有阶段性。1940年代的《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在“终觉不入”的漂泊感与“恋家”情绪中创作的,他此时已经开始产生追问“短篇小说本质”的文体自觉,并且在书写故乡时选择了与意识流风格迥异的“抒情”风格,但“抒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1980年代汪曾祺对自己几篇小说的“重写”,体现出他和之前的变化,即在语言上提倡的“文俗则雅”和情感上追求的“隐伏的悲痛”。这一时期,“风俗画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怀旧”是他主要的情感表达。

王敔《蕉畦字溯》探析——兼谈对其父王夫之文字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王敔的《蕉畦字溯》分为四卷:“辨微”卷以《说文》释义为标准,明确文字的正确用法;“订别”卷和“正误”卷以《说文》字形为标准,认为后代新造异体字和字形演变造成的异体字都是别字误字,应当订正;“字书误读”卷以《集韵》所注反切为标准,既纠正民间误读,也纠正不合反切的语音演变,目标是追溯文字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字溯》虽然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但继承了王夫之宗尚《说文》的文字学思想,也继承了其探讨字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还建立起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研究框架,推进了王夫之的文字学研究。

“以王解孟”论

王蒙发现,孟子“事关义理,绝不退让”,对于“君子之行”,提倡尊德乐义、修身立命、与人为善;孔子“知言”是为了“知人”,孟子“知言”是为了划分“敌我”;孟子对道德主体的高度肯定,对君子主观能动性的标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弘扬正道、正气,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和“大丈夫”,并从学理层面推测“墨归于杨”“杨归于儒”“墨归于儒”。好的继承必然同时是发展乃至突破,好的发展与突破必须充分地继承。

明中后期天真书院讲会群探究

天真书院是后阳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王学讲会中心之一,王畿主持书院讲学期间多次往来嘉兴、湖州、衢州等地,鼓励当地阳明学者兴办讲会活动。明嘉靖至万历初年,逐渐形成以天真书院为中心,连同衢州衢麓书院、秀水文湖书院、平湖天心书院的讲会群,有力带动了阳明学在浙西地区的传播。

珍稀孤本稿本《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评介

清代“江南大儒”汪宗沂著有《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一卷,为清代新安未刊珍稀孤本稿本文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载。全书共论中医儿科病症50余种,载方90余首,引用文献30余种,辑逸仲景方论15条。汪氏尊崇两汉晋唐医学,倡导在儿科学中运用六经辨证,立论公允持平,无寒热偏性,善用晋唐古方,重视儿科脉诊。该书是一部精简实用、崇尚古方、特色鲜明的中医儿科学专著。本文从作者与成书缘由、版本、主要内容与构成、引用文献、学术特点,对全书进行系统考订。

明代省际交界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基于王阳明巡抚南赣与王世贞巡抚郧阳的考察

省际交界地区的社会治理难题在历朝都存在,明代南赣地区与郧阳地区尤为如此。基于此,南赣巡抚王阳明与郧阳巡抚王世贞采取了各自的治理方略。王阳明抚赣以出奇制胜,从道德教化出发,设新县、创牌法、举乡约、淳风俗,剿抚兼施,建立起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系。王世贞抚郧以正行稳,首重文教建设,清吏治、兴水利、惠民生、整军政,文武并备以施展社会治理。王阳明巡抚南赣与王世贞巡抚郧阳展现了王朝国家对于省际交界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揭示出明代省际交界地区社会治理机制,即设置巡抚作为治理机构,注重德法兼备治理理念、推行官民共治治理措施。

六代苗族制笙家族传统技艺的田野考察与多重文化身份研究(上)——以滇东北次方言苗族王氏家族的芦笙制作为研究对象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民间艺人王杰锋的苗族传统芦笙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氏家族的芦笙制作,到王杰锋之子王爱华这一辈人,已经传承了六代。王氏独到的簧片改良、牢固的树皮箍、自然衔接不漏气的穿管技术等,使其制作的芦笙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认可。王氏以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六个声调为标准,以本支系的语言发音为参照而制作的传统六管芦笙,既传承了苗族人的传统文化,又满足了本支系的传统民俗仪式和日常生活需求。芦笙的制作并非易事,它要求制作者必须掌握相关的木匠、铁匠等各种技能,同时还要具备相关的语言、音律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芦笙制作者。王氏家族制作苗族芦笙的技艺受到苗族民众的尊重,他们制作的苗族芦笙也得到苗族民众的普遍认可。

王阳明《传习录》明朝嘉靖年间刊刻考述

《传习录》分别在嘉靖三年(1524年)、七年(1528年)、二十三年(1544年)、二十九年(1550年)、三十年(1551年)、三十三年(1554年)、三十五年(1556年)、三十七年(1558年)等年份先后经历了十余次刊刻。这些刻本在内容和目次上有较多交集,也有很多不同。交集的部分是较为固定的篇目,不同部分大多是根据各地讲学需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添。谢廷杰所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语录”部分并未完全继承嘉靖年间《传习录》中的固定篇目,并未完全反映嘉靖年间所刊刻《传习录》的“真面貌”。嘉靖诸刻本《传习录》在校勘订正谢廷杰刻本“语录”存在的错误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嘉靖初王阳明起任广西事件探究

明代嘉靖初年,王阳明被起任为两广总督以处理思田之乱,举荐者为朝臣杨一清等人。明世宗虽对王阳明抱有疑虑,但最终同意起任。王阳明对于朝廷任命的反应较为复杂,经历了上奏辞任到愿意出任的转变。王阳明起任之事的背后,既有嘉靖君臣的综合考量,也有王阳明与嘉靖君臣的博弈,同时也是朝廷满足其部分政治诉求后的结果。

信得及与疑而归信:王龙溪与江右王门工夫理路之比较

阳明后学基于对信得及的不同理解,呈现为两种工夫模式:王龙溪以信得及为前提条件,从“人们应然的本质结构”上立论,主张先天立根的易简工夫;江右王门则偏向以信得及为结果效验,从“人们实然的存在过程”处立教,强调亲体彻透之后仍需时时保任。在从信与疑、先与后、易与难等角度比较两者的基础上,通过援引怀疑解释学与信心解释学的理论来阐发信得及与良知本体的意象结构,有益于更为全面地理解两种工夫理路的各自特点,彰显江右王门“世无现成良知乃深信良知”的思想旨归。实际上,双方并无抵牾,唯有相资为用,方能贯彻阳明晚年简易与真切互蕴的彻上彻下之旨。

青年王阳明的归仁之路

王阳明的人生自觉是从体认天下第一等事开始的。他曾经历深沉的精神危机,也在彷徨与迷惘中苦苦挣扎与探寻。王阳明归仁之路的关隘,既有面对朱子学格物说时的障蔽与沟壑,也有深入佛老之学时出现的光景与沉溺。他最终通过洞察儒佛关于“人性”的分歧与归趣,确定了自己的仁者之路。“仁者,人也。”仁学就是人学。儒佛之别,归根到底就在“做人”还是“做佛”这个选择上。王阳明选择了继续做人,这也成为他弃佛归儒的枢机。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