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南宋寿州古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南宋时期寿州城地处淮河以南、两淮战区之前沿,为抵御金、蒙渡淮的第一道防线,是捍卫两淮防线重要的军事城镇。结合历史文献及地方志,梳理寿州古城的建置沿革,探索古城形态的演变,并分析两淮战区的地理特性和寿州古城的防御空间,揭示寿州古城山、水、城复合防御空间体系特征。

宋金妇女生活见证:金代郭琮墓志考释

据说发现于河北省临西县的金代郭琮墓志,实际出土地应为山西省长治市,墓志中提及的赤土坡、七里烽两处地名分别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和长治市。郭氏一门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家破人亡,直到金朝才渐复生计,郭琮死时达到四世同堂的规模。郭母李氏的两次嫁人经历和围绕死后归葬的争端,见证了宋金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一些事实。

北宋开封都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开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北宋时期的开封作为都城,其防御空间呈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以北宋开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梳理其军事防御历史和城市形态演变过程,剖析其山水、战区、城墙、街巷、营防等多层级的防御空间,以展现其作为都城所独有的复杂且严密的防御空间特点。

南宋使臣使金“觇国”职能考论

宋金对峙时期,宋金双方沿袭交聘制度,互遣使臣。除常使外,南宋还因临时之需大量向金国派遣泛使。除协调两国关系、维护友好邦交之礼仪目的外,南宋使臣还负有“觇国”即打探敌情的任务。南宋使臣“觇国”之职能,是对古代行人制度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求和”与“求战”的不同目的。南宋使臣使金“觇国”对于了解对方情状并最终维护两国和好、促成百余年南北共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宋使臣使金“觇国”的政治职能,使其文学写作带上了独特的“觇国”视角,成为我们探讨使金文学的又一窗口。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宋战时主帅选任流程、因素及影响初探——以宋交之战为例

宋战时主帅选任以宋交之战来看,其决定因素分别是皇帝、二府、主帅,三者中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二府发挥参议作用,主帅以出色的军事才能、丰富的作战经验作为皇帝选任的依据。影响则是主帅选任后,因主副帅不和,对战争产生不利影响,间接性导致战争失败,主副帅也受到惩罚。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对元人虞集的一则佚文,即《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加以整理。以此碑文同其他历史文献进行比照,考察重要历史人物刘整父子的事迹,揭示出该神道碑的重要文献价值。

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从总体上说,两宋社会经历了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大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也经历了从变法图强到救亡图存的转化。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本文较多借助既有研究成果,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举例式地对此作了一些粗略考察,以期进一步说明两宋历史不可一概而论。

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

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先生是中国 2 0世纪前半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过去在研究何炳松史学思想时没有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研究 ,更无人提及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以此两题展开讨论 ,论证西方实证主义派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关系 ,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何氏三篇蒙元史论。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

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重要,在南宋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南宋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筹集到大量军粮。南宋将川陕各地籴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籴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试论两宋时期的间谍问题

两宋时期,战争频繁,间谍的作用受到人们高度重视,间谍活动十分活跃,间谍技术得到充分利用。间谍活动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政治决策、经济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

余靖与狄青,一文一武,同为北宋仁宗时名臣。但由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余靖最初也表现出了对狄青的轻视。随着二人在南征侬智高的战争中的合作,余靖才真正认识到了狄青的非凡的才能。在狄青死后,余靖为狄青撰写墓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成就了一段文武合作的佳话。

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

在宋夏战争史上,北宋政府为了对付西夏军队的寇掠,除了在西北沿边地区部署大量正规军外,还积极招募弓箭手、蕃兵等乡兵部队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自仁宗朝始,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堡寨,以构建防御西夏的军事屏障。在此过程中,乡兵和堡寨的紧密结合,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宋防御西夏的能力,并逐步扭转了长期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地区的残破与财政困境

蒙古人进犯四川后,试图以武力强行征服四川地区,大量百姓死亡、逃离,官府与民众财产损失惨重,对四川地区的农业、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川地方政府为筹措军费,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财政愈发窘迫,陷入了恶性循环。蒙(元)犯蜀,使得曾经发达的四川地区就此衰落下去。

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宋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试论宋代斩马刀的产生与流变

斩马刀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集前代斩马剑、环首刀及陌刀等中国古代优良武器铸造技术及武器特色于一身的中国古代兵器,也是宋代颇具特色的一种武器。它的出现时间早于宋嘉祐元年,在宋神宗时期受到重视,获得重大发展,开始运用于战场,并一直沿用到元明清时期。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战争环境的变化,斩马刀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斩马刀的流变说明,战争环境的变化会促进武器的变革,武器的发展也会促进军事层面的变革,但武器的发展及其应用始终要受制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及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任何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和战争思维都是影响武器发展及其应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