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哭——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另类战争观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幸生逢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其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其重要作品大部分创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不同于主流战争文学,伍尔夫在战后或者战前,以后方平民特别是女性的视角,再现远离战场的后方平民的间接战争体验,以独特的战争话语揭示了战争对个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持久影响。伍尔夫的战争书写打破了战时与平时、前线与后方、战士与平民截然区分的界限,拓展了战争书写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她的战争书写表现出与国家主流战争话语截然不同的特征,她的另类战争观为后世理解两次大战提供了独特的维度。

习近平抗战史观对“纲要”抗战史教学的导向引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以习近平抗战史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入理解抗战历史的史鉴作用,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抗战精神。抗战史要以史实发言,帮助大学生全面系统的学习抗战历史,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和历史辨析能力。习近平抗战史观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抗战史、提升历史素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导向引领作用。

新型核心利益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是当今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显著特征。面对全球大变局,美国正在重拾地缘政治对抗的冷战思维,加大对华战略遏制。中国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任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中国核心利益外交实践在有效地维护了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尚存改进空间。中国应该积极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论述,树立关照他者存在的、注重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相对性的新型核心利益观。践行新型核心利益观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保障。中国核心利益外交需要进一步把握核心利益内涵的生死攸关性、人民性和规范性,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阿尔贝·加缪的战争观及其小说的战争书写

阿尔贝·加缪拒绝人们将其归入政治家或哲学家的某一阵营,他始终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来表达他的战争观。加缪在其小说中通过死刑和疾病来隐喻战争,并在其小说和评论中指明战争的荒诞本质。加缪认为,恐怖和暴力是战争的表征,非正义和失序是战争产生的根源,实现平等与自由则是消除战争的根本途径。就反对战争的革命方案而言,加缪仍未摆脱西方民主现有的缺陷,因而其方案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其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人生命价值的重视在国际独裁主义仍横行其道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反抗意义。

从《时间》双视角下的器物意象看堀田善卫的战争书写

《时间》是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体现了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以及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对促进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堀田善卫在该作品中采用双视角进行叙述,并通过大量的器物意象描写表现了其战争书写中两面性、客观性、真实性、暗示性的特点。

看朱成碧:论《欧洲大战史论》中梁启超对“一战”结局的预测

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梁启超于当年11月出版《欧洲大战史论》,分析大战起因、讨论战争责任,并坚定认为德国必胜。从对该书内容的分析以及与同时代学人对战争结局所作预测的对比可知,导致梁启超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他自19世纪末以来对民族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信不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视其为近代国家之完美模范的德国观。“一战”结束后,梁启超转而赞扬中国传统超越狭隘国家主义的天下观与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精神。尽管他这种转变是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却也证明了以军国主义为取向的近代国家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是不适于中国走出困局的。

仁民与义战:论董仲舒的战争观

董仲舒在对正义战争的判定上提出了三个原则,以仁爱为原则,以爱民为原则,以血亲复仇为原则。在对春秋时期战争的判定上,根据以仁爱为原则、以爱民为原则,他判定《春秋》中的战争大多数是非正义的。根据血亲复仇的原则,董仲舒认为“春秋无义战”的看法并不准确。在汉匈和战上,董仲舒主张和亲。根据爱民原则,汉匈之间的和平有利于边民的利益。他的这些观点对我们现代世界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体系化运作

解放战争时期,为实现对宣传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改中央宣传委员会为宣传会议,将党报系统、通讯社系统、出版发行系统统一于宣传部系统,上级宣传部亦对下级政治部确立了业务指导关系,强化了一切宣传“统一于党的宣传部”之架构。同时以请示报告制度为核心,构建起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制度,使宣传工作得以体系化运作。其间,通讯社系统因契合离散分割的组织形态和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得到较大发展,促使新闻事业从宣传工作中孕育壮大,为政府新闻管理机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抗战文艺大众化研究——以《抗战文艺》为例

《抗战文艺》贯穿全面抗战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正确舆论导向与正面宣传、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人民性与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高度契合。《抗战文艺》在语言载体、小说主题和抗战诗歌的“三重”呈现上凸显出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人民群众在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中的主体性作用,为我国在新时代做好文艺宣传工作提供借鉴。

隐匿的国家主义者:太宰治的战争“缺位”与天皇崇拜

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战争"缺位"现象,为其文学评价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但是,作品《海鸥》揭示了太宰治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态度。太宰治的战争"缺位"只是一种表层的形式,这种表层形式掩盖了他作为一名国家主义者支持战争的深层心理,也造成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错误或者模糊阐释。而通过对《惜别》等作品的分析可以深入挖掘出太宰治的思想底层所流淌的"国家神道"的宗教意识形态,是这种思想底层的宗教共同体意识将太宰治推向了国家主义者的道路。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以禁暴除乱和安国保民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获胜的理想结局;三是以“修道保法”和赢得人心为战争获胜的坚实基础;四是高度重视智谋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五是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常备不懈为和平的可靠保障。先秦兵家和平思想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首先,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在战争理念上赞成并支持反抗侵略的防御战争而反对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其次,批判不义战争、谴责滥杀和破坏是历代贤哲的一致做法。兵家和平思想在今天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第一,它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不义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二,它为我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

从《遥拜队长》看日本国民与战争

《遥拜队长》描写一个朴实的农村孩子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下人性被扭曲、摧残 ,最后身体残废、精神失常、生活无着的悲剧。作品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民众的伤害 ,告诫日本国民反省战争 ,珍惜和平 。

探析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农民的革命心态

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然当革命还是遥望海中只能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时,其革命心态却是颇为复杂的。传统心理的沉淀、安全感的渴求、中共某些错误政策的影响、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以及认同革命所需时间过渡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农民产生了对革命的畏惧、参加革命时的从众与游移、革命需求的保守和低调等多元心理。分析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心态,一方面,可以看出贫穷与革命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自组织的信息化作战指挥观

自组织理论是复杂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用这种世界观来认识战争这个复杂系统以及指挥控制系统,就要求建立自组织的新型作战指挥观,才能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多变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指挥呈现自组织的特点,因此,确立自组织的信息化作战指挥观,是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本质要求,也是未来战争的必然趋向。

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反战观——以《浮云》为中心

林芙美子作为近代日本文坛的一位多产女作家,她不同时期的作品分别折射出了她对战争不同的看法,通过战后作品《浮云》的分析,对她战后的战争观及作品的写作特点进行了深刻、透彻的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她战后战争观的形成,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对这一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孔子战争观的伦理色彩

孔子追求"德治",他将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描述成"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并以此作为德治的理想境界。孔子深知最违背德治的事莫过于发动战争。因此,孔子反对一切战争。然而,孔子所处的是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列国兼并、弑君杀父、兄弟相残的现象十分普遍,与孔子的理想政治相去甚远。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孔子以强烈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形成了他的战争观。孔子的战争观以伦理思想为本,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

孙中山的战争观

孙中山在其武装斗争实践中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和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争观,这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孙中山战争观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客观地评价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日本右翼势力的“自卫战争史观”辨正

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围绕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抛出的"自卫战争史观"———卢沟桥事变"中共责任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以及太平洋战争"ABCD包围圈逼迫说"、"美国阴谋说"、"日美矛盾激化说"等等,均无确凿文字材料可资证明。尽管历史对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还是"被逼无奈"的"自卫战争"也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我们仍须对其不时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谬论据实辨正。

日本妇女组织在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活动

伪满洲国时期 ,日本妇女先后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大日本爱国妇人会满洲本部”、“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满洲地方本部”3大组织 ,通过兴办“士兵之家”、慰问关东军士兵和伤病员、募捐和向军队寄赠慰问品等方式 ,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她们的活动反映了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之下 ,日本国民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

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

在日本,传统的婚姻观认为,婚姻可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但是战后随着日本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开始强调自我价值,追求独立与自由,从而很多女性放弃结婚生子。同时,离婚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