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技术的异化与消解——基于《孙子》行为学视角

现代教育技术给教师教学带来便利,同时也造成教师被技术压控、替代等情况,产生了技术异化现象,其根源是智能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孙子》行为学之“形”“势”行为辩证法揭示了教育技术异化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消解的必然性,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中国古代智慧的现代方案。教师教学专业技术化发展与教育技术人性化开发都可以从《孙子》行为学中获得方法论启示。

抗战时期武术家朱国福武术活动的历史考察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等方法,通过新史料的发掘,基于政治社会史视角,以有“武状元”之称的著名武术家朱国福为研究对象,对其早年武术行迹与抗战时期武术活动进行历史考察。研究发现,朱国福早年在冀津两地拜师学艺,后从天津至上海从事护院镖客职业;在南京的国术国考夺魁后,他应邀至南京中央国术馆任教务处长。九一八事变后,朱国福为切实实现“练为战”武术思想,辗转至湖南湘西积极投身军队武术训练事业。之后他到重庆,应地方政府官员要求组建重庆市国术馆;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配合战时国民体育政策,朱国福与当地政府和社团紧密合作,通过开展武术竞赛、武术义演与武术培训等活动,努力践行着“强国强种”“武术救国”的抗战事业,在助力军事抗战的同时,亦推动了当地武术事业的发展。朱国福在抗战时期的各种武术活动,不仅体现了武术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社会功能,且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武术在战争影响下日益国家化的演变态势。

演化博弈论视野中的周礼与暴力——以春秋与东汉为历史切片

西周建立以后,基于宗法的周礼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约束曾长期有效,与之对应,《司马法》《六韬》等周礼色彩浓郁的兵法亦强调战争的伦理性质对战争自身胜负的重要影响。但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周礼对于军事行动的约束作用逐渐衰微,战争中的欺瞒等非伦理行为也日益频繁起来。作为春秋中晚期战争实践学术反思的产物,孙武的《孙子兵法》基本绕开了对于战争伦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并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最终完成了对基于周礼的西周军事观念的“马基雅维利式转向”。解释这一转向的主要资源将来自演化博弈论。大致而言,周礼在战场上的应用是以基于贵族核心地位的车战为技术载体的,而随着春秋的争霸战争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拓展到了不适合车战的中原边缘地区,步兵战法便慢慢淘汰车战,并由此边缘化了贵族的军事—政治地位。而步兵在古典中国语境中的廉价性又降低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博弈权重,由此铺就了通向秦政之路。代秦的两汉虽然在表面上崇周,却已无法恢复周政下的贵族博弈传统。毋宁说,在东汉朝政中进行政争的各种势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清流集团——都因自身的“祛地域性”而丧失了在必要的博弈缓冲区内长远筹划的能力,而往往本着赢家通吃的妄念而进行不必要的政治冒险。而鼓吹复仇的公羊学又在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冒险提供了思想助燃剂。汉末大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说明。

历史语义学视角下孙子兵学的核心概念:“兵”“将”“计”“战”“攻”“胜”

孙子兵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建构于一系列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兵”“将”“计”“战”“攻”“胜”六个词语。“兵”指军队和战争;“将”指将领,是用兵作战的军事主官;“计”指计算、计谋,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原则和方法;“战”即野战,亦指会战、决战;“攻”指进攻、攻击,或指攻城作战;“胜”即胜利,多指预测性的胜利。每一个词语加上前缀或后缀,又分别构成一组核心概念。孙子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础,系统论述战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问题,并把战争指导原则和方法置于核心位置,从而具有鲜明的军事谋略特质。所以准确地说,《孙子兵法》主要是一部军事谋略著作。

系统的情报观到系统的安全观:兵家情报思想探赜

[研究目的]中国传统情报思想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传统的情报思想究竟折射出何种情报观,并且其背后蕴含何种国家安全意蕴,还需要系统梳理。全景把握古代情报思想,能够为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提供启示。[研究方法]以中国古代兵家为研究对象,选取《孙子兵法》《六韬》《吴子》三个代表性的兵家著作为具体分析文本,系统提炼兵家的情报观,并从“情报—反情报”“情报—决策—安全”两个维度剖析古代情报观及其背后蕴含的安全观。[研究结论]兵家的情报思想体现出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情报工作体系,包含了“情报工作周期”的各个要素,并构建了情报与安全之间相关关系。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情报史仍具有良好的现代价值,在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效能方面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对事实与分析方法的关切——谢尔曼·肯特与孙子情报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

[研究目的]谢尔曼·肯特和孙子是西方和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情报理论家,通过对二者情报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作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情报分析理论之间的异同与联系的有益尝试,有助于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情报理论的独特价值。[研究方法]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梳理比较谢尔曼·肯特和孙子对情报分析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各自情报分析方法的异同之处。[研究结论]《孙子兵法》的创作时间虽远早于肯特的情报分析理论形成时期,但其中蕴含的战略情报分析思想却并不逊色,在有些方面甚至有着更为深入和独特的洞见。这表明中国古代的情报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当今情报分析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文明”的雕刻:“一战”华工战壕艺术的传统意蕴

“一战”赴欧华工在做工之余,曾制作了相当数量的战壕艺术品(Trench Art),因其特有的东方风格而受到欧洲人的喜爱,它们以馈赠礼品或艺术商品方式流入欧洲家庭和当地社会。区别于欧洲战壕艺术多为纪念战争标志性事件而制作的特点,华工战壕艺术作品更多采用中国古典符号和民间元素,如吉祥纹、古诗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龙图腾等,在跨文化语境中,体现了东方文明对战争之物独特的雕刻与重塑,凝结了和合、贵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

《孙子兵法》之思维哲学及其启示

《孙子兵法》流传2500多年仍光芒四射,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特有的贵“知”重“计”崇“智”尚“谋”的思维哲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以谋制胜、斗智重于斗力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思维哲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丰富而坚实的根基来源,有着较为严密完整的义理架构,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动态性、层级性、创新性、理智性与和合性的精神特质,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以“乐”施“教”:苏区文艺功能价值论

苏区文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非仅仅是一种活跃苏区军民文化生活的艺术形态,而是作为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重要的宣传工具,自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大使命:一是通过革命启蒙,唤醒了苏区军民的阶级意识,并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政治纲领,彻底解决中国农村中分配不公的土地问题,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二是通过战争动员,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了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并从思想上明确保卫苏维埃革命政权,就是在保卫贫苦农民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进而充分调动他们参加这场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三是通过统战工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内战士气,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全力以赴去保卫中华民族的美丽家园。苏区文艺这三大功能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红色文艺的光荣传统。

全面抗战前期生活书店与新疆文艺关系考论(1937—1942)

全面抗战前期生活书店在新疆的活动以及与新疆文艺关系的研究,至今尚未全面和深入。有研究在涉及相关问题时多将其作为背景材料一语概之而缺乏必要考证,因此仅“是否设立分店”这一基本史实亦不明确。历史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新疆文化做出极大贡献的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人,其身份之一均为生活书店编委。在社会网络关系影响下,生活书店与新疆发生了诸多联系,对新疆抗战文艺及新疆文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且意义深远。

殷墟甲骨文所见《孙子》军事思想渊源发微

《孙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思想著作。殷商时代的军事斗争经验,是《孙子》军事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源流之一。殷墟甲骨文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手材料,其中的战争类卜辞,向我们展现了殷王朝在军事活动中,重视将帅任命、善于侦察敌情、积极使用伏击战术等内容。此外,殷代也已开始出现并积累“联合作战”的军事作战经验。《孙子》对这些以往的军事经验进行总结与概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选将”“相敌”“伏击”“联合”思想。

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情报思想的关注与借鉴

[研究目的]美国新一代情报理论家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兵法》有着深入研究,并在论著中经常引用孙子的名言。研究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情报思想的关注点,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他者视镜,并有助于客观评价孙子情报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影响。[研究方法]对罗伯特·克拉克的情报理论进行文献分析研究,从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欺骗等层面予以探讨,考察其受孙子影响的情况。[研究结论]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虽存在不足,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大量引用孙子名言,足可看出孙子情报理论对现代情报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价值。

孙、吴兵学思想比较研究

孙武被称为“兵圣”,吴起被称为“兵家亚圣”,世以“孙吴”并称,两人的地位就如同儒家的孔孟。所以,两者的兵学思想研究有很大的可比性。

《司马法》“以礼为固”的兵学思想

《司马法》是我国最古老的兵书之一,其保留了春秋时期治军用兵的法典法令,崇礼尚义,带有明显的礼乐文明的特色。因此,在战争观方面,《司马法》带有明显的以礼为固、以仁为本的特征。虽然《司马法》侧重讲军礼、军法,但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具体的用兵、治军之法,如权衡利弊、因敌用兵、信赏明罚、善于激励士气、重视道德教育等,这些内容至今仍然值得关注和重视。

厚翻译视角下《孙子兵法》安乐哲译本副文本研究

作为第一个融合银雀山《孙子兵法》汉简本的译本,安译本通过重构历史语境,以厚重的内副文本向西方汉学界介绍了《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关历史。译者凭借主体辩证思维和“借中释中”“以原文化原文”释译与研究方法,为读者重构中国哲学阐释语境,探求历史本源,具有典型的深度翻译特征。此做法为避免西方读者对中国经典的误读,以及对中国经典《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智慧对外交流与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试论《投笔肤谈》对孙子情报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研究目的]《投笔肤谈》作为明朝兵学著作的代表之一,在其章节的设立和部分核心思想方面都能够看出《孙子兵法》对其深刻的影响,但细节上却有着作者独特的思考视角以及对《孙子兵法》部分内容更进一步的解读。《投笔肤谈》情报思想与当代部分西方的情报理论也有相似之处,对我们发展情报理论和提升情报工作质量有着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研究方法]深入研析原著典籍,挖掘资料内涵,领悟作者观点,梳理对比《投笔肤谈》与《孙子兵法》的异同,总结《投笔肤谈》对孙子情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处。[研究结论]《投笔肤谈》内容的设置和章节的编排独具特点、自成体系。在情报观、用间理念和情报思想方面,有着新颖的思考角度和创新的认识,他对孙子情报思想有着继承与发展,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其自身的影响意义。

《孙子》的“攻守”观

孙子的“攻守”观不仅在战术战役上指导意义重大,在战略层面政治视野下所蕴含的要义更为深刻。作为战争中的基本作战手段,孙子对攻与守的论述,虽言简但意深。他认为决定攻、守的依据不仅取决于己方条件,更取决于对方的战场表现。从战术层面上看,攻守双方更看重的是“天”“地”“将”“法”诸方面条件和因地制宜的正确指挥;但从战略层面来看,制约战略进攻方和战略防守方的“有余”及“不足”的重要条件之中,“道”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战略进攻首先要受到双方“道”的制约,对“道”的分析判断,又影响和决定着战略决策的一系列环节。

孙子“用间”思想在公安情报搜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用间”作为《孙子兵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和情报思想。挖掘“用间”情报思想中对公安情报搜集工作的指导性意旨有利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情报搜集体系。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重点研究了《用间篇》中提到的“五间俱起”“事莫密于间”“上智为间”“先知,必取于人”等理论与公安情报搜集工作之间的共性,进一步阐述了“用间”情报思想在公安情报搜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发现,“用间”情报思想在情报搜集人员综合素质提高、情报搜集价值提升、情报搜集的重点和方向指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由“先知”求“先胜”:孙子对情报的功能定位及历史影响

孙子在十三篇兵法中使用“先知”一词,是为了强调情报先行。这是《孙子兵法》的重要理念之一,也使得这部兵典更具特色。孙子强调“先知”,目的是为了追求“先胜”,对情报的功能和作用,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孙子高度重视侦察情报工作,尤其重视使用间谍,都是为了更为充分地掌握敌情和展开敌情分析,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战争决策,确保己方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打赢战争。由“先知”求“先胜”,不仅是十三篇兵法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孙子进行战争决策和战法设计的基本依据。孙子主张情报先行,得益于前孙子时期军事思想的长期发展,也是尊重战争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孙子研究战争和把控战争的超强能力。由“先知”求“先胜”的理念,对古往今来的军事家构成了深刻影响,不仅是我国优秀兵学文化传统,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指导价值和启示作用。

《孙子兵法》备战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当代启示

《孙子兵法》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备战思想,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备己的角度出发,包括“先为不可胜”“胜于易胜”两个方面;二是从备敌的角度出发,包括“攻其无备”“使人备己”两个方面。孙子认为,备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备战要充分,不可轻启战端;一定要充分备战,时刻将强敌对手放在心上,争取战争主动权。孙子的这些思想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