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市开化县水政执法的措施与成效

遏制水事违法案件的发生,保护水域功能的正常发挥,推动水政执法高质量发展。通过积极宣传法律法规,全方位开展行政检查,常态化进行河道巡查等方式,加强与公安、环保、自然资源等部门合作,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执法,共同打击水事违法分子。2022年,分发资料1000+份,行政检查68次,河道巡查45次,巡河长度4050 km,制止乱建、乱占、乱堆、乱采行为70次,取得了较好的整治效果。通过强化治水理念,实施铁腕治水,水事秩序明显好转,确保了一江清水流下游。

法国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及其经验借鉴

以中法海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为基础,通过总结项目第一阶段的交流成果,较系统地介绍了法国的水法沿革、流域管理体制以及政府和社会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并对法国水资源管理体系中可值得借鉴的经验进行了概括。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与发展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经历了形成、受挫和调整等三个时期。从应急管理再到形式法治主义的变革路径为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机构的实质合法化提供一种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框架体系。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双重领导"体制弥补了流域环境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和维持权力配置的相对平衡,但仍需结合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不断调整。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间协作关系的规范化是"双重领导"机制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动力主要包括科层压力性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压力性机制保证了体制变革的适应性,公众参与机制能够促使体制变革保持开放性。七大国家重要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局是国家生态环境部的派出机构,是部门规章授权且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承担着统筹协调省级政府间共同协商制定相同环境标准,监督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有效履行,实施统一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活动等法定职责。

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构想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不适应当前法治建设的要求,公安行政立法的指导思想应该从管理法模式向控权与管理两法兼顾模式转变,突出行政程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以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现代行政立法保护人权的理念和法治要求。

迈向“混合法”规制结构:新公共治理范式下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趋势——基于美国、英国、新加坡三国的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开始基于新公共治理范式重新审视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从新公共治理范式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来看,以美国、英国、新加坡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根植于多元主义、大学自治与社会参与的传统,注重发挥社会集体规制和大学自我规制对国家规制的制约作用,通过健全大学章程和行业规范保障大学自治,从而有效地规避了新公共管理过度强调"竞争、效率、绩效和问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国家法律秩序的"框架立法""分类设计"与"地方创新"培育大学自治秩序和行业规范的生长,建构起国家法律秩序与大学自治秩序、外部规制与内部规制之间理性界分和良性互动的"混合法"规制结构。

完善云南抚仙湖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思考

水资源作为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抚仙湖作为我国第二深水湖泊,水质逐年下降、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不容忽视,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抚仙湖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表面上看似比较完备,但在立法上存在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弱,在执法方面保护和管理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为实现抚仙湖水资源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完善《抚仙湖保护条例》和增强湖区环境执法的力度,实现依法治湖,从而维护抚仙湖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稳定。

商贸服务场所的治安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的商贸服务场所存在着复杂的治安问题,除了受社会治安日益严峻这一大气候的影响外,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要加强商贸服务场所的治安管理,就要理顺市场管理体制,创造治安齐抓共管的局面;加强警力,加大市场管理的执法力度;落实治安责任,减少不安全因素;加强群防群治组织的建设,增强公安机关控制市场治安的能力;强化专门工作,发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的职能作用。

道路交通违法引发治安事件的对策研究——以云南省玉溪市为例

近年来,因处理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引发的治安事件不断增多,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暴力抗法和妨碍执行公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笔者结合玉溪市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治安事件的案例进行原因分析,对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作对策研究。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立法缺憾及科学实现构想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是执行治安管理处罚从轻、减轻、不予处罚和不执行拘留等法律规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违法行为人本人、其他公民、法人、组织自觉守法的客观要求。但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罚、教不当和教育手段不当创新的实际问题。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立法缺憾是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科学实现有赖于对其含义的统一认识、实施治安管理处罚要充分考虑违法情节、手段、后果、支付能力等综合因素和教育手段的立法完善等方面。

《传染病防治法》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和效力

行政责令是“新行政法”理念指引下兼具行政控权和私人自治双重功能的法律规制手段,其在行政实体法领域的广泛适用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理念。在抗击2020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行政责令法律制度及时制止和纠正各类损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但是,当前行政责令法律属性不清晰,导致《行政处罚法》和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诸多行政实体法对行政责令的规定和适用尚有模糊和混淆之处,使得《传染病防治法》在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需要厘清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以及行政责令和行政处罚的法律关系,从法律责任制度建构及健全法律实施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的行政责令制度,使行政责令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作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的立法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的立法原则和精神,既突出强调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又注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相平衡的原则;它既扩张了警察权力,又对警察权的运行作了严格规范,控制了警察权,体现了保障警察有效履行职责与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相统一的原则;它还体现了实体和程序并重,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宽严相济,刚柔并举,归根到底要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要"执法为民"。

水上治安管理适用法律:问题、困惑与对策

水上治安管理不同于陆上治安管理。由于水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水上治安管理主要存在非法拦截、非法扣船、非法采砂、强迫交易、霸河霸港、聚众堵塞航道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水上公安机关在对其进行处理时普遍感到法律依据不足,难以依法处理。为有效打击水上违法犯罪行为,应修改《江西省水上治安管理条例》中相关的规定,同时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础上,对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作相应的调整。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高空抛物案件,于2019年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司法解释解决了高空抛物案件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部分问题,但也导致高空抛物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率上升,这可能会导致定罪量刑的不当。2020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独立成罪,且在制定的过程中将高空抛物罪从一开始的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名修订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名。考虑到高空抛物案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以及行为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差异的悬殊性,下一步的研究应当在明确本罪主客观要件的前提下,以高空抛物罪为分界线,实现高空抛物案件的分层治理,构建由轻到重的(无罪、高空抛物罪、人身财产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高空抛物犯罪治理体系。

试析我国加入WTO后治安警务工作需注意的几个关系

治安工作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治安警务工作需注意的几个关系要认真研究和明确 ,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治安行政管理、治安服务社会、打击违法犯罪的任务。需注意的几个关系 :一是在大局问题上注意开放与稳定的关系 ;二是在尺度把握上注意宽松与严格的关系 ;三是在法规扬弃上注意清理与建设的关系 ;四是在工作重心上注意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五是在警务执法上注意保护与打击的关系 ;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

为切实保障人们“头顶上的安全”,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相应地,高空抛物罪的法益也由原来的“公共安全”调整为“社会管理秩序”,可以肯定,这一变化对于实践中认定该罪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范围涉及较广,司法实务中,应对该罪中的“情节严重”这一要素进行严格把握,防止高空抛物罪的成立范围过于宽泛。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应为故意而非过失。高空抛物行为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应以其他犯罪论处。

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从2006年3月1日生效以来,至今已一年有余。在治安处罚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正确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中"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含义;要注意对侵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并不是一律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当场处罚与当场收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场处罚罚款并非就一定得当场收缴;注意扣押、登记和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正确适用以及正确区分以强拿硬要的形式构成的寻衅滋事行为与抢劫罪的界限。

试论《行政许可法》颁布后的治安管理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职能发生较大的转变,前置审批权削弱,临场检查任务量加大。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部门应通过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到事中监督和事后查处上的转移,改革传统的只管不查模式,提高治安管理工作效率。

法秩序代偿现象及其治理——从妨害公务罪切入

刑法与行政法是法秩序整体的组成部分。对妨害公务罪全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除犯罪人自身因素以外,犯罪的严重性、刑罚裁量的均衡性以及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三者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政府透明度越低的地方,妨害公务犯罪越重,量刑偏重的概率也越大。三者之间并非统计巧合,也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另有隐性因素影响的复杂结果。研究提出用“代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控制社会控制将促进法秩序整体的底层加固和长期稳定。为此,中国社会管理秩序指数模型的运行,在优化社会管理秩序的同时,也将推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