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巨变,形成一些固化的认知,导致传统常被“讲错”。传统被误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汉代确立的经典多是为“封建”时代所设计和书写的,却承担着指引郡县时代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封建与郡县理念的持续紧张,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包括专制与自治是否并存、小政府或大政府的政治模式,以及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还是呆滞的等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通过重访并据史迹重建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相,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朝廷与民“相忘”的放任理念,在古代形成了一种上有专制、下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而其前提,正是民间自身保持活络的流动性。

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

随着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的婚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调查发现,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困难成因不同,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不是因为遭遇婚姻市场上女多男少的性别“挤压”而出现婚配困难问题,而是在狭窄的县域社会空间内和“男高女低”婚配规则支配下,由于她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工作能力强、事业有成就,县域婚姻市场内能跟她们条件相匹配的适婚男性数量少,从而导致她们中有些人会被“挤出”社会正常婚姻轨道。县域婚姻市场中的“挤出”性结构包括性别挤出、体制挤出和空间挤出三个方面,挤出的是县域体制内大龄年轻女性,而非体制内男性或体制外女性。在县域婚姻“挤出”性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体制内年轻女性要实现结婚意愿,就需要在年龄较轻、职务职级较低时确定婚恋对象,或者勇于破除“男高女低”婚配规则而在体制外寻找婚配对象,否则就需要走出县域参与广阔的全国婚姻市场竞争。

“女性弦友”视角下泉州南音民间社团发展转型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以惠安县惠女南音乐社为例

作为南音活动的重要空间和传承发展的活态载体,泉州南音民间社团是泉州南音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传承、发展与转型的社会基础。本文以“女性弦友”为研究视角,以福建省泉州市下辖的惠安县惠女南音乐社为研究个案,结合“静态”的史料搜寻与“活态”的田野调查,深入探讨泉州南音民间社团的运作现状及发展与转型等相关问题。

节水型流域建设路径探究——以广东省东江流域为例

为了探索节水型流域建设路径,并将广东省东江流域建设为我国首个节水型流域典范,该文通过分析东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用水节水特征和节水潜力,对比东江流域与钱塘江流域、闽江流域之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情况,提出“1245”节水型流域建设路径。结果显示:①东江流域存在农业和生活用水水平较低、地区节水水平不均衡等问题,流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均存在较大节水潜力;②流域内河源市和惠州市需继续推进节水型城市和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流域内各地市需持续强化农业、火电行业等重点节水举措。通过分析东江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情况并探究“1245”节水型流域建设路径,能有效为节水型流域建设提供借鉴。

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社会过程——以朔北省为例

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是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县域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过程。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县域产业的系统性和县域社会的特殊性,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是数字经济同诸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具体包括了从产品到产业、再到人才三个递进层次不断发生连锁反应的过程。数字平台对农产品的产品形态和销售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这需要实现农产品的“电商化”,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符合互联网思维的电商产品。而农产品“电商化”则需要以县域传统产业链为依托,完成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既有农业产业链的重塑。从产品到产业的系统重塑,最终形成了一个既紧密链接都市社会、数字经济,同时又扎根县域社会的农产品电商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兼具现代经营理念和扎根县域社会的电商从业群体。

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社会的多重蕴涵及发展理路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县域社会可视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实践场域,是将城与乡的特征揉搓在一起的社会形态。县域社会可以作为研究方法,重新发现以县域为基本单位研究城乡社会的可行性,为观察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个中层视角,进一步拓展县域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议题和理论范式。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应立足县域社会所承载的完整性、独立性、地域性和互动性等多重蕴涵,以县域社会的完整性引领城乡融合理念、以县域社会的独立性赋能城乡社会治理、以县域社会的地域性分类制定发展策略、以县域社会的互动性重构城乡互动机制,加快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中国图书馆学会与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事业:历史回顾与组织使命

县级图书馆在推动乡村振兴、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文章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县级图书馆发展面临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从学术研讨、馆员队伍建设、绩效评估、全民阅读等方面探讨中国图书馆学会对县级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从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设立专题研究、助力馆藏资源建设、提升馆员专业能力等方面探讨推动县级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可行路径。

青海省刚察县昆虫群落多样性变化分析

为了解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昆虫群落多样性现状,于2021年8月及2022年8月采用样线法对当地昆虫进行了两次采集。2021年共调查、采集及鉴定昆虫标本5000余头,隶属7目40科52属57种;2022年共调查、采集及鉴定昆虫标本600余头,隶属7目32科42属48种。调查结果表明,2021—2022年间,青海省刚察县半翅目(Hemiptera)昆虫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均为最高,其次为双翅目(Diptera)和膜翅目(Hymenoptera),鳞翅目(Lepidoptera)昆虫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在2022年有明显提高。2021—2022年间,刚察县双翅目、鞘翅目(Coleop‐tera)、半翅目昆虫为优势类群。据气象数据,2021年春、秋季多雨,年降水量为398.8 mm,较往年多4.6%;而2022年青海省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极端天气频发,降水量较往年下降了4.2%,使得刚察县旱地季节性增多,水域面积减少,这或是昆虫多样性指标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盐与权:清代的盐店与州县场镇社会

清代官盐运销市场中的基层经营性组织,随着“认地行盐制”的确立而形成“总店—子店”的层级结构。顺治至雍正年间,各销区州县的盐商凭借朝廷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在中间集镇、基层集镇广设盐店,建立食盐贸易的市场壁垒。至清中叶,许多资本不继的州县盐店为维持经营,纷纷采取“出典”盐引或将“引地”作股招商的办法,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高回报、高风险的官盐贸易。嘉道以后,地方社会日益动荡,州县盐店为降低风险,更多地运用“非市场”的办法维持垄断经营,即以缉私为名大举招募武装巡丁,积极介入地方事务,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进程的重要势力。因此,清代州县盐店不仅是垄断官盐销卖市场的商业机构,还是基层市场社区中“威霸一方”的权力组织。

县域治理中的“关系”逻辑——基于J县迎接“后评估”考核中“关系”运用的观察

关系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与实践方式,在国家治理与日常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接点”,连接城乡两端,因而“关系”运作在这一场域中更为突出和典型。在此背景下,本文以J县在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考核中“督察—迎检”的互动过程为案例,深入分析县域治理主体试图通过“关系”运作以增强治理乡土社会的弹性空间的实践行为。研究发现,县域治理中的“关系”运作呈现为党政关系、县乡关系、条块关系和人际关系四个方面的实践样态,这些关系样态总体上呈现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交织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又可细究为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的混合、庇护关系与依附关系的共存、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平衡的特征。体制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利益因素使这些“关系”能够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并通过运作和转化形塑着治理主体的行为。

隆化县节水工程建设情况分析

为进一步加强节约用水管理,提升节水管理效率,更全面地开展节水工程建设,本文介绍了隆化县水资源环境和节水工程现状,阐述了隆化县节水工程的建设成效与经验做法,指出在节水型社会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水资源执法水平相对薄弱、计量数据传输能力有待提高、节水激励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可为隆化县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安龙县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程措施浅析

安龙县地处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水资源较为丰富,但在空间上、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存在区域性缺水、季节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的问题。建设节水型社会,有效提高用水效率,减少用水总量,是解决区域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问题的有效手段。2021年,安龙县完成了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并通过水利部验收。本文结合安龙县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中工程措施方面的一些建议,对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以及巩固节水型社会创建成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20世纪 30年代 ,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 ,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 ,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 ,但是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 ,因而 ,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 ,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 ,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的运作模式。

浙江山区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

山区是重要的地域类型,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制定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增长途径时,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为探究浙江山区县域社会经济协调状况,引入了协调发展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评价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matlab 7.0编程对浙江山区2005-2012年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县域社会和经济综合指数、协调度、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研究表明:浙江山区县域的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大多数县市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山区总体的协调水平较高,表现在绝对数值相差不大,所属类别相对集中,但大多县市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根据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浙江山区44个县域划分为3大类6亚类,3大类为协调发展类、亚协调发展类和失调类。最后提出山区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重塑与融合:以“乡贤之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实践

以“乡贤之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实践,有利于推动新乡贤以群体性姿态发挥其作为县域资源供给者、风尚引领者、秩序维护者的作用。应基于扬弃实现乡贤治理的主体重塑,并基于实践与政策演进实现其功能重塑。凝聚县域社会乡贤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应实现继承创新与激励规范相融合,推动传统乡贤治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关注理性人驱动的消弭影响,推动内部建设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规范化管理;应实现富民引领与道德教化相融合,破解利益主体差异引发的治理越位和缺位,发挥新乡贤的言传与身教作用;应实现自治与法治相融合,构建融道德性与契约性于一体的礼法兼治的县域治理模式。

对作为基层社会的县域社会的社会学思考

县域经济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县域社会却没有被社会学所关注,更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大大丰富了传统的社区概念,县域社会研究弥补了传统社区研究的不足。因此,县域社会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有待开发的富矿。这里仅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期待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

西部地区县级政府能力分析

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 ,将西部县级政府的能力问题凸现了出来。县级政府的能力直接关系着它所治理的县域社会的发展 ,也影响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展。西部县级政府的能力主要包括发展规划能力、制度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规制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等七个基本的方面。这种能力又是人员、组织、权力、行为方式和资源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成的 ,并通过政策供给和政策实施等环节输出的。从总体上看 ,西部县级政府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 。

县域社会中的国家遭遇

无论是在统治能力极为薄弱的传统国家还是渗透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国家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渗入到以县为基点的乡村社会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县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在每一特定的时空场域,国家都在县域社会遭受不同的境遇,并深刻影响了国家与地方的行为和选择。

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开远市为例

县域社会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使以往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加快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本文以云南省开远市为个案,试图对该市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实践进行深入剖析,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出对边疆县域社会管理改革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经验。

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有关古代县官,学界过去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此文则试图从乡村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以雍正年间蓝鼎元任知县时审判过的案件为例,分析处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汇点上的知县,在鲜活的海疆乡村社会里所开展的社会控制实践、实际效果、局限性及其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