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设置

“《刑法典》是环境刑法更好的归属”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一定符合事实;我国清末以来的刑法典都预设了多元刑事立法模式,单一刑法典模式不是由刑法典自身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他法律不设置罪刑条款形成的,生态环境法典应当直接设置环境犯罪的罪刑条款;罪刑条款应当与行为规则、行政处罚条款密切接近,故应采取分散型设置方式;行政刑法的特点是通过补强行为规则,确保行为规则的有效性,故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通常采取行政犯的表述方式,但部分条款也可以采取刑法犯的表述方式;罪刑条款应以行政处罚条款为基础,通过增加不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方式,使环境犯罪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处理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时,重在防止以刑罚处罚替代行政处罚;应当将行为人积极履行《民法典》规定的“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设置应注重必要性、明确性、合理性、协调性,不必顾虑与现行刑法典中环境犯罪条款的重复与交叉。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曾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并且事实上发挥了入罪、重刑等功能,但法定犯时代的积极刑法观却与此无关。在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下,法定犯与前置法的隔离导致刑事立法的单调化,其频繁修订动摇了刑法典本身的稳定性;过高的修订成本导致其不能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最终由司法解释被迫“造法”补漏的做法,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附属刑法模式的运用能够解决以上问题,实现多元化、稳定化、明确化等功能;并且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适用障碍在今日已经消除,可以作为法定犯时代的重要立法模式选择。在具体设计上,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制定主体相同,但主要调整不含伦理谴责的法定犯,并可广泛吸收现有体系外的刑罚制度。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兼谈空白罪状内涵的解释与补充

基于刑法典的稳定性与国家对经济活动调控的变动性,我国经济犯罪应当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形成以附属刑法规范为核心辅之以刑法典的模式;在对空白罪状进行补充解释时,应当选择根据特定法域内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的规范来确定具体行为的客观方式。

附属刑法:实现刑法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存在将有关行政法等部门法律直接引向犯罪的趋势。这不仅导致了附属刑法的弱化,甚至使附属刑法的作用被忽视,还对我国司法实务的操作造成了不便,将本不该由刑法规制的行为错误地划分为犯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并不存在的附属刑法。附属刑法本身具有实现维系刑法典稳定、衔接刑法与各部门法、为刑法提供持续性保证的功能。其具有实在内容、又以刑法典为基础和本源,故附属刑法是可以修正刑法典并达到刑法对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形式。

《食品安全法》中刑事责任条款的设定——以附属刑法为研究视角

《食品安全法》是我国最近在讨论制定的一部重要经济法律。在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的设定上,立法者应该放弃以往"大而全"的刑法典模式,尝试在《食品安全法》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实现中国刑事立法模式的一个新转变。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日本刑法法典化的限度控制、技术路径及启示

日本刑法立法呈现出刑法典、(狭义)特别刑法与行政刑法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格局。相比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日本刑法典分则条文数量少且罪状内容简洁,所涉犯罪大多为自然犯,属于典型的“小型法典”体例,彰显出有限法典化立场。有限法典化立场能够在刑法典之外保留充分的刑事立法空间,以(狭义)特别刑法或行政刑法及时回应社会发展中的刑法诉求,而刑法典的修改完善则多是以“小修小补”为主,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同时,(狭义)特别刑法可以将“程序、证据与犯罪预防”等多种内容融于一身,充分贯彻刑事一体化要求,行政刑法中的罪刑规范明确,不存在空白罪状指向模糊难题,也避免规范衔接负担,二者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相对优势。当然,由于日本在刑法典之外保留出大量刑事立法空间,犯罪圈高度扩张,因而司法上普遍采取程序出罪机制,且刑罚整体轻缓,由此实现立法积极与司法消极的整体平衡。日本刑法立法的有限法典化立场及其技术优势,对回应我国刑法法典化立场纷争以及确立刑法立法模式之未来走向具有启示意义。

刑法法典化背景下的附属刑法论争

附属刑法是指具有刑法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在经济法、行政法、民法等非刑事法律规范中规定罪状及法定刑的刑事责任条款的总称,具有附属性、补充性和分散性等特征。在非刑事法律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间接规定了罪状及法定刑,故我国具有真正的附属刑法,但在附属刑法条文立法模式上却存在争论。根据罪刑法定等理论与实践要求,建议采取独立型附属刑法条文设置方式,在条文中直接规定具体罪状与法定刑,从整体上优化我国的刑事立法。

我国渔业法与刑法的法条衔接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与刑法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但具体条文内容会发现两法部分领域规范交叉重合,导致不同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对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行为法律适用不同,渔业法与刑法的相关法条产生适用冲突。因此,以渔业法与刑法的法条衔接与冲突为解决思路,在渔业法中进行实质性刑事立法、修正或废除渔业法中宣示性附属刑法条款,以及出台涉及"情节严重"的相关司法解释,将有利于渔业法与刑法在执法与维权实践中的良性互动发展。

单行刑法概念研究

从单行刑法的属性上看,组成单行刑法的具体规范性文件中不能设置行政责任条款,否则会与行政类法律混淆不清。从国外的立法体例看,有些国家也只设置刑事责任及相关条款,没有行政责任条款。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单行刑法的概念还没有统一定论,结合国内外刑法理论的研究成果,单行刑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不适宜规定在刑法典中和附属刑法中的特定行为规定了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具有独立性、补充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等特征。

中国与马来西亚矿产资源刑事规制比较研究

马来西亚法律制度深受英国普通法影响,却同时也重视成文法创制。该国刑法虽未涉及矿产的调控,但其以附属刑法的立法体例补充、扩展了刑法的适用范围,反映了当今国家对矿产资源刑事立法的趋势。马来西亚创设的系列矿产刑事法律制度,为我国当前亟须深化的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同时,附属刑法的国际立法实践证实了刑法的功能还包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引导作用。在不断完善我国《刑法》的同时,也应重视专项领域的刑事立法。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教义学分析——以《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为分析对象

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带来的红利和风险并存,传统刑法理论已疲于应对互联网时代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从消极的一般预防到积极的一般预防的转型。该罪的立法性质既非量刑规则也非帮助行为正犯化,更不是不作为犯,而是为弥补传统帮助犯不足的补充性立法,体现的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严而不厉”的思想。有必要合理确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传统帮助犯之间的界限,为此应当采取类型化的方法对各种情形逐一进行讨论。为厘清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应当合理划定被容许风险的边界。

论《档案法》与《刑法》的衔接

《档案法》与《刑法》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尽管档案法犯罪条款通过明示和暗示的方式发挥了提示引证、限定刑法处罚范围及解释参照等功能,发挥了联通《档案法》与《刑法》的作用,但二法衔接仍存在诸多不足。二法衔接问题在《档案法》全面修订之后有所缓和,但仍存在概念内涵不一致、实行行为类型不明确、犯罪圈划定立场不统一等问题,档案法注重概念思维与刑法注重类型思维的冲突尤为明显。因此,有必要在《档案法》中设立真正的附属刑法,同时以“群+类型”行为为核心整合档案法犯罪条款与档案犯罪,从形式和实体两方面推动二法的顺畅衔接。

论刑法的修改形式

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犯罪发展态势,适时针对不合理的刑法规范与条文作出相应修改的一种立法活动。从刑法修改的范围来看,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形式;从修改所采取的载体形式看,有刑法典修改、单行刑法修改与附属刑法修改等形式;从修改所涉及的内容看,有废止型修改、修订型修改与补充型修改几种形式。刑法修改必须针对特定对象与内容采取不同的修改形式,刑法修正案不应当成为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行政犯而言,更应该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与修改形式。

环境犯罪“独立型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合理证成

当前环境刑法采取"刑法典+依附型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学界对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理论争论实质上是"依附型附属刑法"与"独立型附属刑法"模式之争。与"依附型附属刑法"模式相比,"独立型附属刑法"模式的优越性在于其更有利于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统一,使环境犯罪的罪刑规范更趋合理,能及时因应复杂多变的环境犯罪现实,契合当下环境刑法的立法方向,应成为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改革的应然选择。"独立型附属刑法"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其能契合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内在要求,有历史立法经验积淀和域外经验可资借鉴,能够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和回应环境风险治理的内在需要,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

网络犯罪魔变中的刑法理性检讨——网络刑法理论研究的现状观察与观点综述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网络刑法理论的变异,需要在检讨刑法理性的基础上对魔变后的网络犯罪进行新诠释。网络犯罪是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设备,借助于互联网对其系统或信息进行攻击,以及以网络技术为工具或者以网络为犯罪空间所实施的犯罪。运用＂帮助行为正犯化＂＂预备行为实行化＂＂行为主体聚合化＂等理论工具,可以较为合理地解决诸如网络犯罪的＂资助＂行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以及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等理论和实务问题。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网络犯罪立法和司法的考察,法理上有较为充足的根据进一步完善将网络犯罪＂资助＂行为单独入罪化、完善＂工具型＂和＂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以及承认网络平台的＂过失责任＂、确定＂情节严重＂的客观标准和建立网络附加刑这一立法远景。

论我国土地刑法的完善

我国土地刑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土地刑法的完善应坚持以下理念:土地刑法的基本法益应当是生态利益而非财产利益;土地刑法应当犯罪化而不是非犯罪化;土地刑法应当坚持轻刑化而非重刑化;土地刑法应当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而非集中立法划一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