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历程、经验及展望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基于人民主体性视角,深入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历程、经验及展望。研究认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沿着普惠可及—公平均等—优质共享的梯度演进,通过采取专项规划,梯度提高服务水平、标准体系,推进服务均等化、资源保障,助推服务可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衔接、协同统筹,弥补服务短板弱项、数字赋能,驱动精准治理、监督评估,构建激励约束机制等举措来助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发展成就凸显制度优势转为服务效能经验,通过以人民至上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以需求导向回应性治理构建供需衔接机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优质共享的制度保障体系、以价值共创推进服务共同体建设来阐释人民主体性思想。“十四五”时期需优化全民健身资源布局,瞄定优质共享关键指标,推动管理体制改革,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财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利用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问卷(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的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重点考察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如何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与当期收入相比,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是居民主观幸福感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的相对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大于这二者的绝对值。总体来说,永久性收入财富的幸福效应强于房产财富,但是这一结果存在城乡、性别及地区差异。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政府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生活幸福感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

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实证测度了转型时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并运用统计描述、相关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女性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已婚人士高于未婚人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家庭结构中,幸福感呈现明显差异;2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社会公平与物价稳定是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最为显著的因素,而家庭消费、消费环境以及社会治安是相对不显著的影响因素;3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会以及个体能力三个维度的因素均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中个体能力维度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正向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地影响财富拥有及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因此,当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个体能力维度。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个体能力展现提供公平畅通的渠道,是转型时期提升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首要之义。

财富的主体本质及其实现问题——从马克思的财富观看全球金融危机

马克思指出,财富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财富的主体本质实现就在于再生产人并实现为劳动。而人的"对象化了的劳动"——即物质财富成为主体(人)消费的对象,是人重新获得活动(劳动)的机体能力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财富只有作为人的消费的对象才成其为自身,财富的消费就是其本质的实现。而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使财富不断远离自己的本质。财富的自我否定又直接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出现危机。资本主义金融创新虽然借金融手段解决产品的过剩危机,让经济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但是同时积累了更多的资本结余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把"产品过剩"直接表现为"资本过剩"。而当代金融危机的"过度消费",是建立在"借贷消费"基础上的,究其实质是非主体本质实现的财富生产。因此,危机是不能避免的,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过剩危机"的一个佐证而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看到危机的实质。

幸福教育的目标:内在尺度对外在境遇的超越

幸福是环境与人的内在尺度相符合的状态,财富的增加与幸福感的提高没有必然的联系,消费也不是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适应能力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新的幸福。面对相似的处境,幸福感却不相同,这是心理学关注的焦点。面对确定的环境让人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这是幸福教育的重要目标。

投资原动力的转型——从经济理性到财富幻象

当下人们经济投资的原动力已从传统的经济理性向财富幻象转换。财富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相背离为投资原动力转型提供了现实条件,其背后更关涉人类的精神现象学问题:人们过溢的心理预期和精神创构性,市场信息解读的过度自信和工具理性的滥用。幻象导致社会财富泡沫日益膨胀、投机心态盛行等问题。虽然财富幻象逻辑预设的财富发生机理对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繁荣和国民致富具有促进作用,却极大地消解和挫伤了普通大众辛勤劳动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意识,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财富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在于社会劳动"的真谛,将有利中国经济的永续发展。

民族古籍与民族古籍学

中国的民族古文字创制于不同时期,记录了大量的史实,还有不少用汉字写作的文献,它们都是古代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整理与研究民族古籍,其文化财富才会有现实意义,民族古籍学亦在此基础上得以创立。

佛教澹泊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佛教澹泊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智化欲,方能怀乐精进”;“谦忍和顺,方能处世无累”;“物我两泯,方能破除妄执”;“悟空断苦,方能澹然无忧”。佛教的“悟空”是澹泊的最高境界,达到了“空”的境界,这是最高尚、最纯粹的澹泊。佛教澹泊思想注重身心的宁静、“无我”的道德主体性超越和生命本真的价值深省,对于现代道德建设有着积极的启示。

马克思“财富的主体本质”理论的论证和对黑格尔辩证法扬弃的关联

马克思关于"财富的主体本质"的论证,不仅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非人"的批判,而且是他初步进行经济学方法立论的论题,正是这个层面关涉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和升华,核心是关于"主体"及其辩证发展在现实层面上的重构,这个初始理论的论证具有马克思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的涵义,是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应予以重视。

马克思财富观的主体向度简论

马克思财富观有着从主体维度去看待财富,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理论精髓。依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关系与社会—个人关系的双重维度的理论路径,重申马克思财富观的主体向度,并在此基础上审视马克思财富观的哲学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对我们从哲学的视野、人的视角去理解当代的财富现象与财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家庭住房财富对社会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被视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发挥着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基于2018年的CFPS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通过Probit模型、Tobit模型以及工具变量回归先后验证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社会捐赠行为发生率和捐赠金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发现住房信贷、住房财富短期内变动、住房套数、区域和城乡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住房财富对家庭社会捐赠行为的发生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住房财富通过户主主观认知渠道(成就感、亲和性)调整了家庭社会捐赠行为发生率。

共在的伦理之维——兼及共在作为社会财富共享的一种依据

探讨共在与共享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此在就是一种共在,这是对胡塞尔关于他人是由本己自我构造出来的客观产物之思想的反思和超越。而列维纳斯则认为,在自我意识发生之前,自我就已经被他人纠缠,就已经是他人的“人质”。因此,主体性或自我,不是规定他者的出发点,而是对他人的替代与责任。赵汀阳先生又进一步阐明了人的存在的伦理维度,他把“是”落脚到“做”,认为做事使人的存在变成一个价值事实和具有价值的存在。我们认为,无论怎样从客观方面阐释存在的伦理属性,都可能与人的存在本质相去甚远。人的存在之所以表现出某种伦理性,就在于人本身就是伦理主体,存在的伦理价值其实是伦理主体赋予的,是伦理主体伦理行为表现的直接结果。所以,共享的根本理由不在于客观的共在,而在于主体为他的伦理规定,在于主体本身希求共享。

多元财富创造主体的差异性与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塑造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进程中,多元社会财富创造主体的差异性与共同富裕主体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价值抑或制度建构所着力的重点。社会财富创造主体的差异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能力充分尊重的表现和竞争得以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种差异性与共同富裕主体的同一性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需沿着既能够保证社会财富创造的最大化,又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体制机制建构之路前行。为此,着力于社会创造财富主体与共同富裕主体之间行为动力的张力消除,并基于价值观念的重构与制度体系的设计重塑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才能使社会创造财富主体的创造动力与共享动力实现有效整合与有机协调。

马克思财富观的主体向度:历史超越与当代确认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关于财富主体的认知经历了从“金银”到“纯产品”,再到“劳动一般”的过程,但三者对财富主体本质的界定并不以“真正的人”为起点。马克思财富观的主体确证及其社会关系实现了“两大超越”:界定“真正的财富”内涵,肯定“人的本质”在财富中的主体地位为“超越之一”;剖析财富社会关系中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矛盾,构架社会关系的价值主体是“人”而非“物”为“超越之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财富观主体向度“两大超越”的当代确认:共同富裕的人本价值和人文意蕴确认财富真正的主体本质;共同富裕中反哺、帮扶式的第三次分配确认更具主体本质的社会关系。

全面财富观视野中的社会公平正义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财富的本性不在于单纯的人的对象物,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衡量财富发展的重要尺度也不仅仅在于'客体即财物',而主要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在马克思设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人们不再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而是追求多方面需求的满足,闲暇也成为一种财富。然而,在私有制下,财富的概念被狭隘地扭曲了,它被等同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多地反映了对财产的占有。片面财富观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私有制是社会不公的最终根源,而私有制的产生与'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有着密切联系。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片面财富观'依然会存在并长期作祟,社会不公现象的滥觞大都与此相关联。确立全面财富观,是实现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三重意蕴探赜

推进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共同富裕蕴含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蕴。共同富裕要求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要求,要处理好三者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与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要求坚持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生产是分配的前提,推进共同富裕要以生产正义为基础,以分配正义为手段,以人民为目的。

财富主体本质的揭示与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财富主体本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主要论题。通过梳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认为财富主体本质已经被揭示为劳动。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方法,劳动仅仅被指认为价值实体,劳动与价值只是建立外部联系。马克思则进一步追问“劳动为何被表现为价值”,他借助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反思了劳动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说明了现实的运动何以可能,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