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其实现依赖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2015年股市动荡期间委以救市重任的“国家队”当前仍活跃于资本市场,并从市场外部监督者转变为内部治理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家队”持股的微观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表明,“国家队”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差异化战略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来实现。调节效应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与“国家队”持股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互补效应,但当企业利润不稳定时,“国家队”持股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队”持股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地存在于较大规模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政府要发挥好主体作用,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中小规模企业;“国家队”要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企业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坚持战略决策与全要素发展并驾齐驱,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过度还是不足?——基于制度视角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过度还是不足的?这一问题随着我国ODI的迅速发展日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66个国家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力图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经验证据。首先,通过补充实体经济因素和引入制度性因素来扩展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建立母国影响因素与ODI相联系的基准模型。然后,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中国"虚拟变量,以判断我国ODI相对于基准模型决定的期望水平是过度还是不足。最后,加入虚拟变量与影响因素的交叉项,发现我国ODI发展的推动和阻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ODI是不足的,"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有效推动了ODI,但是仍然低于适度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出口和国际储备积累是我国ODI发展的推动因素,而国内投资较强的替代效应和较差的融资环境是主要障碍。

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化因素分析

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城市建设监管、政绩考核、城市财政、土地使用制度对城市政府执政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城市政府的执政行为与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借助城市化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市集约化发展的初衷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使城市倾向于集聚生产,城市的人口集聚功能相对弱化,从而在制度层面上造成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建议通过科学的政绩考核以及合理的城市规划监管、城市用地、财政收支制度使政府平等对待城市的生产与生活功能,使城市政府有动力、有能力、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这样才能合理降低城市化门槛,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城市的集约发展。

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的计量与统计方法比较分析

随着计量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涌现一大批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展开经验研究的成果。鉴于作为整体的制度难以量化,人们在使用计量方法时常常容易陷入用非精确数据来解释精确化事实的尴尬境地。本文在对计量和统计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建议在探讨制度对经济发展相互关系时,采用包括因子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在内的多元统计方法来弥补计量方法在度量制度整体结构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得这两种分析方法在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论中国30年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经验

针对近年来以批评经济学家为特征的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思潮,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指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市场化改革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均有其内在逻辑;认为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

地理因素、制度供给与区域经济差异

虽然导致国内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如果进行分类研究,则不难发现,地理因素(如海拔、水资源适宜度、距离核心经济区的远近等)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基础性和长期性的作用,而制度供给(如对外开放的次序、经济区的布局等)则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应结合区位条件尽快制定对外开放、经济区划分进程表,并通过产业聚集、城市群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制度型开放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当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要义,制度型开放主要是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质性提升开放水平,参与、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制度型开放通过创造开放的国际环境,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有效联通国内外市场,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推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此,有必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先行先试和复制推广,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压力测试,以服务业为重点稳妥有序加大开放力度,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等平台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效率的制度分析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制度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普遍性特征出发,将全国150多个民族自治地方作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为主线,试对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效率的制度约束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构成、影响因素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行动资源与保障机制两个视角构建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逻辑框架,并对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及二者交互作用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基于效率、结构和环境3个维度构建并测算了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运用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分别是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行动资源、保障机制;(2)代表要素结构变动的资本劳动投入比对中、东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而景区禀赋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显著,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3)制度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中、东部地区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尚不显著;(4)制度环境能够调节要素结构变动的作用方向及程度,二者交互形成集成动力对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均产生正向作用。针对上述结论,文章从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要素结构升级、制度创新等视角提出了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生产要素禀赋、制度约束与中国经济发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经验分析

本文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划分为内部生产要素禀赋和外部制度约束两部分。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随机前沿模型(SFA)研究生产要素投入和制度约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要素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规模报酬递减的经济趋势。(2)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使得中国实际经济产出尚未达到理想产出水准,制度约束是阻碍产出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3)全样本估计结果发现,贸易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市场化水平和所有制结构的改善均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经济发展面临制度约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4)分区域差异比较分析发现,在目前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趋势下,贸易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支出对各区域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国富民贫”:制度根源与应对

近年来,"国富民贫"格局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从制度分析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富民贫"的表现、危害、产生的根源及应对策略。

经济法典“分则”论

作为经济法集成化最高形式的《经济法典》,应由总则、分则及附则组成。其中,分则的任务在于构建经济法具体制度,谋划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操作规程。分则以总则为指引,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横轴-纵轴”模型,分为市场运行、宏观经济治理、供求循环、收入分配、经济安全保障等层面(维度),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直接的、综合的法律支撑。对横轴上诸发展要素的功能考察,使经济法的内涵外延,更为精准;对纵轴上各行为主体、活动领域就诸发展要素的应用考察,使经济法的制度合力更为高效。《经济法典》“一总五分”的系统思维,将在法制史上引起与时俱进的革命。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吗?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对经济发展路径演变各执一说。在内生条件下,制度与经济发展到底是互为因果,还是相伴相生,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向了相同的困境,找出它们相互影响的逻辑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