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理念能揭示中国古代科技的特质吗?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蕴涵有丰富的科技哲学思想。本文的考察指出，李约瑟的观念、方法、哲学思想都是西方的。在这样的观念、思想指导下，用西方特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差距，也难以令人满意地揭示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质。

日记风波与《申报》纠纷——郭嵩焘毁誉的西方媒介因素论析

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期间,因《使西纪程》而遭到非议;又因《申报》的报道引起名誉纠纷。这两次事件反映了中西传播环境的差异,以及西方新闻媒介对中国官方舆论的微妙影响。郭嵩焘日记有关《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介的介绍,具有重要的新闻史料价值,对中国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办报高潮也有铺垫作用。

《西游记》中的生命观

《西游记》的主题蕴含非常丰富,不过前人的探讨多局限于宗教思想和影射现实这两个框框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生命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这部古典名著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倾诉完美生命历程的激昂乐章。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旅程,其实就是生命成长的完整历程,是生命不断进取、历经磨炼、臻于完熟的过程。在这里,作者凸显了他所理解的生命或者说他认为完美的生命所应具备的四个要素,那就是自由、勇敢、斗争和执着。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作者的生命观,他对生命意义、价值、境界的阐释。这种生命观中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因素,但儒家和道家的分量更重一些。

古典戏曲理论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关于明末清初《西厢记》结局三类意见的思考

明末清初,关于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在明朝中叶开始的第五本是"续作说"的基础上,曾引起较广泛的讨论。从传统美学、社会人生的角度来看,可把这场讨论中提出《西厢记》的结局意见分为三个相互混融的类型。本文认为这三个类型属于当时戏曲"案头化"和戏曲理论由重品"曲"向重论"剧"倾向的范畴;其中包含的对团圆之趣的突破、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则反映了古典戏曲结局处理理论向近代演进的趋势,在深层上反映出中国叙事理论和创作由传奇向写实的转变。

吴汝纶与张之洞课程观之刍议

自从洋务教育开设了"西文"、"西艺"课程之后,就打破了以"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传统课程格局,但是西学课程尚没有制度化、系统化。经过吴汝纶、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的努力,1904年颁行了《癸卯学制》,对西方课程的引进开始制度化。文章通过对学制的奠基人吴汝纶、张之洞二人的课程观进行比较,进而反观中国近代课程的嬗变。

《西游记》作者考证的方法论问题

现阶段《西游记》作者考证有重大进展,提出了一些新人选;同时也存在诸多有违学理的乱象。文章提出若干《西游记》作者考证的方法论原则,试图对既往研究作一定的总结与反思,并着重对"吴著"说进行深入的辨析。

从唐僧的钵盂看《西游记》的般若空观

《西游记》有一个阿傩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的情节,许多读者把它看作是作品讽刺佛教的证据。但如果从《西游记》的宗教取向、从佛教和禅宗的基本教义、从有关金碧峰禅师的公案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阿傩索要钵盂,并非是对佛教的讽刺,而是《西游记》般若性空佛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

西部行政执法环境与舆论监督互动关系研究

西部行政执法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媒体的舆论监督。然而舆论监督与行政执法环境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不协调性。行政执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应建立信任与合作的互动关系,促成行政机关、媒体与大众之间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形成良性的舆论监督环境,最终达到宣传执法形象,化解执法矛盾,促进执法效率,实现西部行政执法环境的良性发展。

义和团时期西方影像背后的“中国观”——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詹姆斯·利卡尔顿摄立体照片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迅速下降,西方人的"中国观"也日益趋向负面,并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达到极点。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在对中国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同时,拍摄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不但延续了19世纪下半叶以猎奇为特征的"中国观",并且在"黄祸"论的影响下更加蔑视乃至仇视这个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