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方法

西方学者从事中国史的研究是在以下几个重要层面展开的;第一,不同的历史学家基于不同的观念所进行学术研究的目标和学术问题也是不同的。第二,在历史研究中,比较和对照的方法是提出问题,以及将研究结论提升到更具有普遍意义层面的重要途径。第三,对史料本身的文本批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步骤。第四,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历史记录的不完整性、将当代的假设和思想置入历史时期的诱惑和危险、对中国丰富史料的熟悉程度等方面。第五,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意图和方法。最后,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未来之路在于对两种相似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在分别针对专家学者和其他领域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三个层面上进行中国史的写作。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西方科学史家与全球转向

近些年,全球转向正在成为西方科学史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缓解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困境,开启西方科学史家写作与生存的新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史家开始重视地方研究,地方研究的重点放在技术知识而不是自然哲学知识。科学史的全球转向正在改变这个学科的地理轮廓和操作模式,正在促成各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和重塑。同时,科学史是什么的历史、科学史家应该研究什么以及共同交流的语言平台应该是什么等难题再次摆在西方科学史家面前。

论古代希腊史学家的游历传统及其影响

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有过丰富的游历经验。这一现象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它对后世的西方史学乃至于世界的史学发展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西周册命铭文的文体生成

简册和铭文是册命文本的两种介质形态,前者多为册命仪式上宣读、传递的文书,后者则是史官对册命仪式过程的全面载录,因此,册命文体研究应高度关注铭文文本。册命铭文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仪式过程、作器用途和祷祝语。这些要素在西周中期的铭文书写中逐渐聚拢,形成册命铭文清晰而典范的书写风格,至西周晚期又再度归于简洁。由于铭文的撰写者供职于受册命贵族,铭文侧重体现受册命者的意志,在凸显册命仪式荣耀的同时强化了周王室的权威。铭文语词的一致性可能与工匠对底稿的润色有关。册命文体是国家意志与贵族愿望的综合体现,也是史官与工匠共同参与礼乐文明建构的结果,并推动着周代意识形态的生成、凝聚与发展。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中的最大遗产。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其分歧极为明显。中国数千年设立的及时记事的史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又及时修史、及时保存,遂使中国的历史著作丰富精详、地位稳定,"历史若文学"之论在中国势难出现。西方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文字的记录缺如。史学家不得已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制造情节,于是,史学家同时扮演了小说家、剧作家的角色,虚构、想象习以为常,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的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后现代主义者因此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也就不难理解、不足为奇了。

“应史”诸器与周代异姓史官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ronze vessels with inscriptions Yingshi unearthed from Pingdingshan city,Henan Province,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all state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ad its own historians and those historians might have be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hang people. It is believed that those historia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延长中心,羁縻边疆:早期政治地理模式影响下汉帝国对西域的经营与书写

本文从考察《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对西域描述的最大不同入手,发现《西域传》赞论部分对汉武帝拓边政策的批评和对东汉政府边疆羁縻政策的赞扬所反映的,是东周以来发展起来的理想王朝地理政治空间构想对汉代边疆经营政策的影响。这一构想以九州五服的政治地理观念为核心,强调中心的权威,是一个由内向外逐渐将"威德徧于四海"、由外而内"俫远人,致殊俗"的双向交通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边疆关系,即是中央的羁縻怀柔与边疆政权的主动归附相结合。《汉书·西域传》赞论部分对汉武帝的批评,是因为汉武帝的边疆政策导致了这一模式中边缘与中心地位的偏离,而东汉的羁縻怀柔政策则让失序的中心与边缘地位重新回归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