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西方音乐研究的对话性

中国特色西方音乐研究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下,依托巴赫金对话主义的理论主张,具有丰富的对话性。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作为一种“异文化”研究,其互动思维的建立不仅需要深潜于涵义层的对话,而且更需要关注现实,最终在充满对话性的形塑中彰显其主体立场与话语力量。

孙以强《春舞》中西方浪漫主义风格与中华传统民乐特色的融合与呈现

《春舞》是著名钢琴演奏家孙以强创作的一首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特色的钢琴独奏曲。《春舞》的结构是带复三部曲式,其优美的旋律、爽朗的节奏、绮丽的色彩、异域的风情都体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音乐特征,生动地表现了新疆人民的生活。本文研究中从《春舞》的内在艺术逻辑出发探究了作品的内在艺术表现,同时,以《春舞》为例,分析了钢琴与中国音乐结合的特色,最后,从《春舞》中探究了西方浪漫主义风格与中华传统民乐特色的融合,在展现《春舞》本身艺术逻辑的同时,对中西方艺术风格的融合进行了深入分析,为现阶段艺术的融合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

从“业余爱好者”到“交响乐队”——汉口租界时期西人音乐团体的历史叙事

汉口租界历史中,“飞地”音乐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众多古典音乐团体在此兴起,为外国人社区带来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从早期以“业余爱好者”为主的音乐社团逐渐发展为一支拥有职业音乐家的“交响乐队”,标志着汉口飞地音乐由英国人的娱乐消遣,逐渐演变成西方古典音乐的传播平台。这支交响乐队的兴衰,不仅得益于曾活跃于汉口舞台的音乐爱好者和职业音乐家,而且还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古典音乐的繁荣紧密相连。

“第三帝国”流亡上海的难民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流亡在上海”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各学科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文化震惊”(Kulturschock)和陌生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着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特别友好的关系。该文从第一种观点入手,解析了流亡上海的难民对日常生活中中国音乐的轻视态度、流亡音乐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与尊敬,及流亡作曲家对中国现代音乐的贡献,从而准确而详实地展现“第三帝国”时期难民音乐家在上海期间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北京爱美乐社《新乐潮》发文倾向成因探究

《新乐潮》是以北京爱美乐社为依托的音乐刊物,介绍、传播西乐是该刊的突出特点。《新乐潮》的这一发文倾向,是刊物传播者主体“把关行为”直接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一“把关行为”又受到传播组织、传播者个体思维倾向及社会文化环境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新乐潮》为西乐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提供了助力,同时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产生了冲击。

2023·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第七届年会综述

2023年10月20—21日,由哈尔滨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科研处承办,上海音乐出版社协办的“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七届年会”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召开。年会搭建起全国西方音乐研究学者研究、学习、交流和展示的学术平台,展示出我国近年来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投射出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视野”,推动了我国新时代西方音乐研究的新途径。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Font of Music Prodigies

The credit for the success of budding Chinese virtuosos goes to both music educators and the parents that encourage their talented offspring to excel.

印度古代音乐的世界地位及其学术史考察

印度古代音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时期(史前至公元10世纪)、中世纪时期(11世纪至18世纪)和近现代时期(19世纪至今)。印度古代音乐在世界音乐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拉格(Raga)和节奏(Tala)等印度古代音乐理论范畴奠定了印度音乐的民族性。长期以来,东西方各国学者对其介绍、研究虽未成为一门显学,但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印度学者大多遵循历史三分法考察印度音乐发展史。欧洲的印度学家最早以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学者对印度古代音乐的研究在时间上虽稍迟于欧洲学者,但其精通古典梵语和印度本土语言者众多,且善于吸纳西方学者的成果,很快就在古典印度学的这一分支占据突出的位置。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印度古代音乐所有的领域。20世纪以来的120年中,中国学界对于印度音乐的介绍、研究从无到有。客观而言,中国学界在介绍、翻译和研究印度古代音乐理论名著方面,与西方、印度的同行相比,尚存诸多不足,差距很大。

五行音乐疗法对跨文化压力探索性试点研究

目的探讨五行音乐疗法(FEMT)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压力的有效性,并比较五行音乐疗法(FEMT)与西方艺术音乐疗法(WAMT)在缓解压力的差异。方法采用探索性随机对照试点研究,共纳入37名受试者,中方脱落2例,最终纳入35例,其中23名来自加拿大、12名来自中国。知情同意后,所有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在家中听中医五行音乐或西方艺术音乐30 min,每周2次,持续4周。参与者被要求使用耳机,每次会议前后均测量脉搏率,并填写5份问卷,包括背景和人口统计调查(报告年龄、性别、教育、文化背景、聆听经验)。压力自我评估(每次干预前后),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第2次干预后每周1次),压力感知调查(PSS,第2次干预后每周1次),音乐治疗干预调查(MTIS,每次干预前后)。结果①与WAMT组相比,FEMT第2次治疗后自我评估的压力评分显著下降(t=-2.057,P=0.046)。②在两组中,每组治疗前的压力评分均显著降低(WAMT:t=5.026;FEMT:T=7.645,P=0.000)。③两组干预后HA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中国样本中,FEMT和WAMT组第八次治疗后HADS评分存在显著差异(t=-3.862,P=0.003),FEMT干预前后HADS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17,P=0.004)。WAMT组的MTIS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t=-2.572,P=0.023),但FEMT组没有(t=1.331,P=0.207)。结论该试点研究探索了一种安全可行的自我管理方法-音乐疗法干预两个不同文化群体的压力,并首次提供了FEMT和WAMT在缓解压力和焦虑方面的有效性的初步比较和证据。需要对更大的随机样本进行进一步调查,以阐明不同类型的音乐和文化群体对压力和焦虑水平的影响。

音乐诠释研究的文化审思

西方音乐诠释研究肇始于19世纪,至今已有约200年历史,主要集中在德国和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音乐诠释研究对中国音乐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三个地域的音乐诠释研究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以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开展的相关研究,可以让人们了解西方音乐诠释研究在这三个地域较为活跃的文化根据与三个地域音乐诠释文化的内在关联,进而从学理上推动中国音乐诠释研究的发展。

音乐史与音乐史学:认识之前提——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一

“音乐历史”是研究音乐在过去的变化形态,诸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演变、发展。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也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对中国音乐史学问题的思索首先就是要理解音乐史与音乐史学的概念、范畴。文章思索历史与音乐历史、音乐历史与音乐史学、“中国音乐史学”在中国以及21世纪面向世界的中国音乐史学等问题。

浅析中西方戏剧语言及戏剧音乐的特色

中西方戏剧的发展伴随着中西方社会的发展,体现了戏剧在每个发展阶段的状况和特色。中西方优秀剧作家和作曲家的创作风格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呈现出富有诗性和个性的戏剧风格,这种诗性与个性相融的戏剧风格充分体现了戏剧艺术的美感。将西方戏剧音乐特色融合东方戏剧语言,是未来中国戏剧发展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Music Education Advances Through Sino-Foreign Exchanges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may differ in approach, but when combined are complementary in outcome.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民族音乐元素对于推进西洋乐器中国化发展的价值

音乐是无国界的,优美的音乐与多样化乐器的融合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美感,既可以将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意蕴更好的展示出来,同时也使得乐符的呈现更具有文化特色。民族音乐承载了人们的审美理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代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而西洋乐器则体现的是一种西方文化,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洋乐器的融合,打破了语言障碍,成为人与人之间心灵交流、情感沟通的重要方式,可以说二者融合,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不断推进西洋乐器中国化发展的进程中,为民族音乐走出国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针对民族音乐元素推进小提琴、长笛、萨克斯中国化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明确发展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民族音乐元素推进西洋乐器中国化发展的实质性价值。

“噪音”的起义——1960年代西方摇滚乐声音文化的重述

1980年代之后的西方摇滚乐开始被商业“收编”,其在1960年代建立的叛逆性遭到质疑。面对摇滚音乐历史的断裂,学界一方面认为商业社会侵蚀了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摇滚精神;另一方面以“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将摇滚乐理解为实体的“物”,阐释意识形态对“物”的塑形。双方论调的关键均在于将西方摇滚乐放在西方古典音乐美学谱系中加以检视,使摇滚之声处于缺席状态,如此一来,便忽略了作为“噪音”的摇滚乐的声音文化内涵。该文以法国学者阿达利的“噪音”研究为批评界面,分析1960年代西方摇滚乐的声音文化,重述其叛逆特征,认为西方中产阶级的青年摇滚音乐人以摇摆的节奏、重组音乐符码的“拼贴”手法和反文化歌词,从精英手中夺取使用“噪音”的权利,建构了一种现代都市的声音文化,完成了一场“噪音”的起义。

《牛津西方音乐史》中民族性音乐的新观念——以塔拉斯金对肖邦音乐中民族性的论述为例

在《牛津西方音乐史》的第3卷《19世纪音乐》中,以19世纪西方音乐史中“民族性”(national)为主题,构成一条清晰明确的行文线索,并予以丰富的史料、案例多次阐述其观点,使得其内涵不断丰富、新观念更加明确清晰。从第3卷《牛津西方音乐史·19世纪音乐》中整体的“民族性”为主题的论叙方法出发,探析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中民族性音乐的新观念,并关注该卷中第7章“自我与他者”,针对其中关于肖邦音乐中民族性的论述部分,分析其写作中框架逻辑、构序特点等,评析塔拉斯金关于肖邦音乐中民族性的新观念。

西方理性主义美学观对古典乐派的影响研究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时期的音乐中心是维也纳乐派,以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为代表,他们将古典乐派的理性主义美学观展现的淋淋尽致,并且把18世纪欧洲专业音乐水平带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研究发现,理性与情感、内容与形式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在美学上,古典主义音乐并不追求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更加注重音乐形式的美学,更加注重客观态度的表现。这一时期的音乐在严谨和简约的同时,也带来了激情和创新,具有朴素、庄重、典雅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只有真正理解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内涵、作曲家的人生经历等,才能把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演奏好,才能在演奏中表现出巨大的激情与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