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

随着西方理财新知东播中土,西方财税知识体系,尤为清季各界人士所熟知。为解决国内税制弊端,清季朝野各方积极移植西方税制,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筹备预算制度的要政加以推行。在国内固有制度与外来新制难以衔接的背景下,时人划分两税的学理资源,几乎大部分取法于日本、欧美等国。两税划分的过程中,由于对西式税制学理认知角度差异以及固守本省利益的需要,中央与各省在两税划分标准、税制分级等问题上,显然各有所宗。分税言论的歧异,隐隐显示出改革税制与固守本位的矛盾心态。

文化差异·税收道德精神·税制改革——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我国税收改革取向

中西方税收道德精神有别的前提和基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国儒家推崇忠孝安邦 ,礼义治国 ,注重现实生命的人文精神 ,而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求知文化 ,强调以法治国、法律主治。进一步改革税制 ,必须为其营造适宜的税收文化环境 ,培育起现代税制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文化”。

清末民初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近代税制改革思想,系以西方财政学为理论依据,其产生和发展,与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进展密切相关。清末在1900年以前,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限于常识层面,1900年以后深入到理论层面。北洋时期,西方财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进退有序的税收制度——西汉经济发展的法制之本

税收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柱,税收的适当与适时,能很好地调动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能动力,能恰当地协调与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西汉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由于实施进退有序的税收制度,使西汉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封建制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太宗至唐玄宗时的一百多年间,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在西域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实施。租庸调制的推行,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

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文章在总结和归纳西方三大流派税制优化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几点启示：(1)明确政府职能，完善我国市场体系；(2)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管效率；(3)降低税负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4)统一税收负担，体现公平原则。

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西方税法的基本原则产生于17世纪,经过逐步发展与完善,形成了现代西方四项税法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税收社会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在产生背景、理论渊源、实质、内容和运用等方面,对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税收立法、司法与执法,以及税制设计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指导意义。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思考

21世纪前期是我国老年人口迅猛增长的时期,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结合每年上涨的养老金给社保基金带来巨大压力。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占比过大,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面有限,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点,但试点结果并不理想。本文通过探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结合西方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旨在对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相应的思考与经验借鉴。

宏观调控、西部大开发与税收政策选择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 ,除了历史和自然因素外 ,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效应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构不合理是主要因素。研究和制定符合西部实际的税收政策 ,是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现实选择。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税制改革

1994年税制改革形成的现行税制基本格局,存在税收与税源不一致的重大缺陷,造成西部地区和地方税收分配比例过低,而东部地区和中央税收分配比例过高。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深化税制改革,逐步贯彻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优化税收分配格局,大幅提高西部地区地方财力。此外,从税收体现的经济联系看,目前"西三角"作为经济实体还难以形成。

西汉税收制度及其对现代税收治理的启示

西汉的税收大致分为税、赋和役三大类,总体上适应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并成为唐代租庸调制度的源流,但也有严重的缺陷:没有做好配套制度建设,王朝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吞噬了“轻徭薄赋”的制度理想;盐铁专卖制度虽然筹集了大量税收收入,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重农抑商的税收政策导向加剧了土地领域的兼并问题,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西汉税收制度对现代税收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所有制度都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予以支撑,才能实现良法善治的政策目标;二是所有制度都要基于社会理想价值,反映社会共同需要,并接受社会实践检验,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三是所有的制度都受限于征管技术和能力,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必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税收征管,提升税收征管效能。

秦至汉初户赋再考察——兼论复合型赋税的存在与分化

秦时的户赋包括五月户出钱(可折为布或茧)和十月户出刍(或钱),汉初的户赋则仅指五月户出钱。亦即,从秦到汉初,户赋由对“户”征收税赋之统称演变为五月户出钱之专称。秦及汉初的五月“户出钱”属帝(王)室财政,十月户出刍则收归国家财政。秦至汉初户赋的类似特征及变化,还可在秦汉时期的“以算所征之赋”与“口钱”那里得到参照。汉武帝前,“以算所征之赋”包括上缴国家财政的算钱和上缴帝室财政的算钱(口钱);武帝后,“以算所征之赋”仅指前者,后者(口钱)则独立为专门针对3岁或7岁至14岁人群征收的人头税。自武帝在原口钱基础上加钱补车骑马后,口钱的外延既可涵括上缴帝室财政的20钱和上缴国家财政的3钱,也可仅指前者,后者则被称作“马口钱”。对这些“复合型”赋税内部结构及分化动因、过程、影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秦至汉初帝室财政、国家财政的分野,秦汉赋税体系的内在演变等问题。

促进西部开发财税政策的效应评价与路径选择

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在10年运行中,经历了单兵突进、板块轮动和同质化三个发展阶段,当前则面临着特殊性作用因素减弱、需要较强的持续性政策支持以及工具手段单一等问题。在未来财税政策的路径选择上,可从打造阳光财政,探索西部开发专项预算单列;在专项转移支付中引入激励性配置机制;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优化相关税收制度等多重维度来加以谋划。

我国西部地区水资源税改革研析

随着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面临的水资源约束问题凸显,将水资源纳入税收调控范畴逐渐成为各方共识。在推进水资源税改革中,西部地区特有问题应予以重视。本文基于西部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西部地区水资源税的调控目标、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等进行了讨论。提出明确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确立西部地区水资源税的税制要素、加强税收优惠政策与精准扶贫的协调等政策建议。

论士山盘铭性质、士山身份与西周侯服的政治经济功能

士山盘铭的性质是一件册命铭文,士山的身份是新册封的■侯。在汉水中游一带设置诸侯是西周王朝一个新的谋点布局。与《诗经·大雅·韩奕》周王封韩侯的政治、经济功能相似,其政治目的是以新设诸侯来更好地控制汉水中游这一区域,在经济上负责管理这一地区籍田、赋贡缴纳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