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已育妇女1314例二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已育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方法采用计划行为模型(TPB),对1 314名已育妇女进行调查,并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影响已育妇女生育意愿且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本人对生育二胎的喜好程度、丈夫对生育二胎的支持程度、政府对生育二胎的支持力度、家庭对二孩照看问题妥善解决程度、家庭对二孩抚养教育的经济承受程度,且前四个因素为正相关,最后一个因素为负相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丈夫对生育二胎的支持程度(Z=9.83),其次是家庭对二孩照看问题妥善解决程度(Z=6.11),影响最小的是家庭对二孩抚养教育的经济承受程度(Z=-2.34);不同民族、不同职业及城乡居民的已育妇女对影响生育意愿不同因素的敏感度差异明显。结论已育妇女生育二胎意愿出现了新时代和地域性双重特征,应重点关注生育意愿强烈的特殊人群(如回民、自主创业人员)和特殊区域(如乡镇和农村)的生育行为,并做好相应的生育服务和二胎孕妇心理疏导。

父母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父母的头胎性别、焦虑、孤独心理对其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以《二胎意愿调查表》、《UCLA孤独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为调查工具,对分层抽样选取的75名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在二胎意愿上都稍偏向于不生二胎且头胎性别为男孩时,父母对二胎意愿多持否定态度,而头胎为女孩时,父母多倾向于生二胎。(2)特质焦虑对母亲的二胎意愿有影响,但总的来说,焦虑程度越高,父母对二胎意愿越持否定态度。孤独程度越高,父亲对二胎意愿越持肯定态度。(3)头胎为男孩,父母焦虑程度高,头胎为女孩,父母孤独程度高。(4)父母的状态焦虑分数越高,特质焦虑分数也就越高;母亲的焦虑分数越高,孤独分数也就越高。

女性工资收入水平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解除了人口政策的限制,但社会生育危机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虽然大量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影响生育意愿因素,但很少有研究聚焦女性视角进行探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工资收入水平女性群体具有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同时也面临着机会成本较大的问题。同时一些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其生育二孩的意愿,如教育程度越高会减弱二孩生育意愿;党员比非党员的生育二孩意愿要高;非农业户口女性群体的生育二孩意愿显著低于农业户口;此外,家庭人口规模也会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积极推进法律的完善、政策的实施和观念的转变,逐步提高社会女性工资收入水平并充分保障女性生育权益,来缓解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危机。

“被渲染的焦虑”:社交媒体使用与女性生育风险感知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生育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火热议题,媒介使用影响女性受众的生育风险感知。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洞察女性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生育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大众传媒报道“三孩”生育政策强化了女性对生育政策的认知,而去中心化、互动式交流的社交媒体却强化了女性的生育风险感知,进而唤起女性对生育的“再思考”。个体会综合考虑个人利益、长远发展等因素,再对其生育行为作出理性选择。相比传统媒体单向的传播模式,以“人人平等”为内在逻辑的互联网,为女性的自我价值追求与群体交流互动提供了平台和空间,进而通过强化性别意识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