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与补偿方式选择——基于全国11省(区)1012份农户问卷调查

引导农户根据自身情况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有助于推进以适度规模化生产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经营。基于全国11个省(区)18个县区的101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户代际差异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和退出补偿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户在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老一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低,而新生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则较高;大多数农户都会选择“以承包地换现金补偿”的退出补偿方式,但不同代际农户在其他退出补偿方式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就业”,而老一代农户和中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社保或股份”的退出补偿方式。因此,优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当前的退出模式,还应考虑不同代际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差异,并构建差异化的退出补偿机制,使不同群体农户退出土地承包权之后都有合理的价值预期,从而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目的】探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718个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ESRM),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结果】基于“反事实”假设,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若没有选择退出,家庭年均总收入会下降41.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最高,对新生代农户的增收效应相比于老一代更强。【结论】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并为具备离农条件农民提供土地权利价值的实现通道。

资产收益养老:农民补充养老收入的新路径——基于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案例分析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收入不足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作为土地资产建设的一条新兴路径,在为农村老人补充养老收入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农民可通过让渡其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来换取一次性货币和社会保障补偿,将土地权益转化为养老收益,实现土地资产向财产性收入的转变。但这一资产收益养老路径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包括补偿资金的短缺、产业的发展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让地方政府无法大力推广,以及捆绑式的退出模式和农民的恋土情结导致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基于此,围绕“资产收益养老”这一逻辑主线,构建“唤醒资产—建设资产—补充养老”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重塑土地资产理念,建立农村老年人退出机制、建构多元共治机制、完善多元补偿机制等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实施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农地二轮承包期满再延长30年的关键时期,立足于法律政策文本和试点实践,廓清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规范机理及实施路径,加快构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法治运行制度体系意义重大且迫切。对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补偿具有历史、规范和现实依据。然而,试点实践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依然缺乏完备的法治保障,补偿主体、方式及标准亟待规范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不同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更不同于土地征收,其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因此,不能简单参照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或土地征收补偿的运行逻辑来建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机制。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法治完善及制度落实,需要坚持公私协同治理理念,着力于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灵活多样的货币补偿模式、建立“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的补偿标准确立程序。

土地承包权退出背景下农民市民化问题与策略

引导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加快土地流转速度是实现我国农村土地集约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农民只有完成市民化才能摆脱“半工半农”身份,安心退出土地承包权。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还存在农民职业继续教育不足、城市户籍准入条件限制、农民自身市民意识不足、职业技能薄弱等问题,阻碍着农民市民化。应对上述问题,应当降低城市户籍准入条件、改进农民职业继续教育、培养社区参与意识、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研究回顾与展望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是发展与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必要性、方式、机制、意愿及影响、补偿、风险等方面。结合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亟须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一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潜力研究,二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研究,三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风险评估及风险防控研究,四是多元农村权益联动改革机制构建研究。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研究——基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群组比较

本文基于2022年81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影响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受家庭特征、土地特征、认知特征及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其中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效应最强。(2)土地特征和认知特征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产生影响。(3)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影响路径也略有不同。因此,应依据农户特征探索分类型、分阶段、多样化的土地承包权退出路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实施差别化退出激励政策及补偿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公开土地承包权退出补偿信息与制度。

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地权固化局面的逐步形成,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如何保障无地农民的权益就成为事关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维系、集体土地所有制优势的体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维护的一项大事,然而,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数量有限,土地大调整被禁止,土地小调整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故而,根据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的实际情况,在条件适宜的集体经济组织采取“以权代地”的“赋权”方式保障无地农民权益就成为一种新的选择。本文首先分析了“赋权”机制内在权利构成包括:粮食分配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股权、集体公益性岗位优先就业权、创业扶持权与养老保险权。其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生存型权利层次;中层次——发展型权利层次;高层次——自我实现型权利层次。再次,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因素指标体系。基于四川、重庆、湖北的834份外业调查问卷,选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受访者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职业、村庄有无债务负担对农民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呈现正相关影响,而是否村组干部、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程度、村庄离市中心距离对农民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呈现负相关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农户分化、土地流转与承包权退出

基于对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家庭的微观调研,就农户分化、土地流转对农户承包权退出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分化并未促进土地承包权的退出,反而抑制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土地依赖程度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退出土地承包权,但土地流转行为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分化程度较低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且已流转出承包地的农户有着更低的承包权退出意愿,即更符合退出政策目标指向的农户群体反而更倾向于继续持有土地承包权。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时,完善配套政策,明确土地承包权的功能权属、设定受让人范围,让农户对持有土地承包权有着稳定合理的价值预期,从而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土地承包权。

基于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上海松江、金山区的实证分析

农户退出宅基地是关系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本研究从宅基地权能的角度探讨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影响因素。通过实地调查上海松江、金山区的相关数据,建立了由29个指标作为基础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农户对宅基地享有的各项权能基础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宅基地享有的权利认识清晰,退出意愿强烈;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预期与福利感知中的期望补偿和宅基地退出后的经济状况较为关心,对宅基地发展权认知中的希望宅基地开发为商业用地意愿强烈。2)农户享有的宅基地权能主要有居住保障、使用权以及财产性权益等,对宅基地的权能认识越清晰,对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越强,保障农户权益不受损是其积极自愿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前提。3)在上海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宅基地权能认识清晰,各项权能能得到有效保障,退出意愿较高。因此,在宅基地退出的实践中,探索建立赋予农户宅基地更加完整的权能,满足农户合理预期及补偿标准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引导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

从耕者有其田到耕者耕其田——基于土地承包权的流转

耕者有其田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观点并付诸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土地所有权的平均,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在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还权赋能,使承包户对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的目标得到充分实现,但是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却遇到困境:具备转为市民条件的农村居民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权、享有地租收入和各种农业补贴收入,而转包土地的农户需要支付较高的地租,面临较高的违约率,难以享有国家农业补贴,耕种的积极性不断下降;很多地方重新出现了土地抛荒、无人愿意转包的现象,改革之初的初始公平被打破,同时,农业生产的效率也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定会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文章认为解决当前农地经营权流转困境的出路在于实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对具备条件退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村居民进行甄别,积极制订土地承包权退出的补偿方案,为真正愿意扩大经营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耕者经营更多土地创造条件。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耕者的收入,而且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农户投入意愿与选择取向

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3—5年、5—10年、10—20年、30年和长久不变)农户的投入意愿和选择取向。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相关政策的认知和了解度较高。(2)无论是经营自家承包地还是租用他人承包地,随着承包期限(或租用期限)的延长,农户的投入意愿逐渐提高。(3)受访农户总体上希望土地承包期限延长,但仍有近50%的农户希望定期调整土地承包权。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农户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的了解和认知度,有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意愿;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是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应进一步保持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总体稳定性,强化农地承包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的选择取向具有较大差异性,反映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下正效应(促进农户投入,提高农地集约度)和负效应(较大比重农村人口"生而无地"的不公平性)的共存性,应在保持土地承包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考虑家庭人口变动和农村人口迁移进行土地承包权的局部调整。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的特征和背景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联系特征、搬迁特征、农地权属认知、承包地特征等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陕西渭南、安康两区(县)4个搬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高。若政府给予一定补偿,57.19%的搬迁农户选择退出承包地,说明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已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定居意愿较强,但身份认同不足。运用Probit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有城镇定居意愿、城市身份认同及离农程度较高的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强;(2)搬迁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对其农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不会受损、承包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搬迁农户,其退出承包地的意愿更强;(3)搬迁时间和耕作半径增加对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4)已经完成确权、户主年龄较大的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更强。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重视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稳定搬迁农户预期等对策建议。

农户特征、地域差异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是深化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据推拉理论模型,农户退出土地行为不仅会受到农户自身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安徽省、江西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农户退出土地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从两省总样本来看,年龄、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家庭成员是否取得城镇户口、离最近城镇距离对土地承包权退出都具有显著影响;从省级层面分样本来看,年龄、非农收入占比、家庭成员是否取得城镇户口等特征变量对安徽和江西两省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相同,但受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家庭收入水平、承包地面积等特征变量对两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不同;对安徽县域层面的分样本回归表明,除年龄变量影响存在差别外,其他变量影响和安徽总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坚持自愿退出原则、增强农户土地退出动力、兼顾地区发展差异、统筹城乡协同推进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农户土地承包权有序退出可以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干预情况下"、"取消农业补贴情况下"和"获得可观收入情况下"有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2%、33%和36%。户主年龄、户主非农就业经历、流入农地数、流出农地数、土地确权能否促进土地流转、土地确权能否促进就业增收分别对不同条件下农户土地承包权意愿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一是在现有基础上完善政策设计,实现有条件的农户有序退地;二是加快推进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活农地财产权;三是持续加大农村发展支持力度,使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

由于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相对滞后,妇女群体出现了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二元职业分化现象。本文基于2010年江苏省部分区域农户层面调查数据,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探究农民家庭分化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文献评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工作假说,即农村妇女的二元职业分化,使各自家庭有其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Probit与Bi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工作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化上造成的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差异明显,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对家庭是否流转土地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意味着,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上升。因此,在农村土地政策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农户分化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分析

笔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河南省四个试点县(濮阳县、杞县、固始县、汝阳县)的调查材料为依据,对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等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因此,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要注意区分不同阶层农户特点,积极促进农户各阶层职业结构的合理化。

农业转移人口愿意退出承包经营权吗?——基于转向不同级别城镇的视角

基于川、鄂、苏、黑四省1 712份问卷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转向不同级别城镇(乡镇级、县市级、地市级、省会级)农业转移人口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样本总体看,城镇级别对农业转移人口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相较于转向乡镇级的农村人口,转向省会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经营权,转向地市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承包权;省际差异下,相较于转向乡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向省内地市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经营权和承包权,转向省外省会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经营权,转向省外地市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承包权;转向各级别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经营权和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对此,提出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转向动态机制、构建分类化多层次退出机制、注重乡镇和县域小城市发展等建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调查——基于上海四区1255份农村调查问卷的分析

上海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需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政策实施区域要有较高的城镇化率;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扎实;政策实施区域要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要制订出台相关引导性政策。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应考虑以下措施:因地制宜确定选择退出模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户籍制度配套改革;继续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额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24个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通过对324个样本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相关问题进行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额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家庭生产性支出、资金困难状况、土地流转状况、政策了解状况及融资便利程度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额度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加大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宣传力度、增设正规金融机构在偏远地区的网点及正规金融机构要有针对性地为农户提供金融产品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