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与补偿方式选择——基于全国11省(区)1012份农户问卷调查

引导农户根据自身情况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有助于推进以适度规模化生产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经营。基于全国11个省(区)18个县区的101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户代际差异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和退出补偿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户在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老一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低,而新生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则较高;大多数农户都会选择“以承包地换现金补偿”的退出补偿方式,但不同代际农户在其他退出补偿方式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就业”,而老一代农户和中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社保或股份”的退出补偿方式。因此,优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当前的退出模式,还应考虑不同代际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差异,并构建差异化的退出补偿机制,使不同群体农户退出土地承包权之后都有合理的价值预期,从而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目的】探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718个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ESRM),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结果】基于“反事实”假设,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若没有选择退出,家庭年均总收入会下降41.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最高,对新生代农户的增收效应相比于老一代更强。【结论】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并为具备离农条件农民提供土地权利价值的实现通道。

资产收益养老:农民补充养老收入的新路径——基于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案例分析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收入不足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作为土地资产建设的一条新兴路径,在为农村老人补充养老收入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农民可通过让渡其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来换取一次性货币和社会保障补偿,将土地权益转化为养老收益,实现土地资产向财产性收入的转变。但这一资产收益养老路径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包括补偿资金的短缺、产业的发展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让地方政府无法大力推广,以及捆绑式的退出模式和农民的恋土情结导致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基于此,围绕“资产收益养老”这一逻辑主线,构建“唤醒资产—建设资产—补充养老”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重塑土地资产理念,建立农村老年人退出机制、建构多元共治机制、完善多元补偿机制等建议。

公平与效率目标下农地二轮延包的实施路径研究

我国农村地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相继到期,紧要之处在于如何制定延包的实施方案,实现农地制度安排的帕累托最优。以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梳理二轮延包面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探析了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理论逻辑,最后提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实施路径。主要研究结论:要通过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平等取得来保障机会公平,部分地区可通过“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调整或利益调整的方式解决起点公平问题;通过土地流转、互换并地和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契机破解土地细碎化格局的思路来解决效率问题;农地二轮延包实施中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承包地退出与收回机制”和“未承包地管理机制”两个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实施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农地二轮承包期满再延长30年的关键时期,立足于法律政策文本和试点实践,廓清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规范机理及实施路径,加快构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法治运行制度体系意义重大且迫切。对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补偿具有历史、规范和现实依据。然而,试点实践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依然缺乏完备的法治保障,补偿主体、方式及标准亟待规范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不同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更不同于土地征收,其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因此,不能简单参照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或土地征收补偿的运行逻辑来建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机制。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法治完善及制度落实,需要坚持公私协同治理理念,着力于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灵活多样的货币补偿模式、建立“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的补偿标准确立程序。

土地承包权退出背景下农民市民化问题与策略

引导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加快土地流转速度是实现我国农村土地集约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农民只有完成市民化才能摆脱“半工半农”身份,安心退出土地承包权。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还存在农民职业继续教育不足、城市户籍准入条件限制、农民自身市民意识不足、职业技能薄弱等问题,阻碍着农民市民化。应对上述问题,应当降低城市户籍准入条件、改进农民职业继续教育、培养社区参与意识、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研究回顾与展望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是发展与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必要性、方式、机制、意愿及影响、补偿、风险等方面。结合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亟须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一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潜力研究,二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研究,三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风险评估及风险防控研究,四是多元农村权益联动改革机制构建研究。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研究——基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群组比较

本文基于2022年81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影响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受家庭特征、土地特征、认知特征及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其中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效应最强。(2)土地特征和认知特征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产生影响。(3)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影响路径也略有不同。因此,应依据农户特征探索分类型、分阶段、多样化的土地承包权退出路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实施差别化退出激励政策及补偿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公开土地承包权退出补偿信息与制度。

农户分化、土地流转与承包权退出

基于对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家庭的微观调研,就农户分化、土地流转对农户承包权退出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分化并未促进土地承包权的退出,反而抑制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土地依赖程度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退出土地承包权,但土地流转行为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分化程度较低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且已流转出承包地的农户有着更低的承包权退出意愿,即更符合退出政策目标指向的农户群体反而更倾向于继续持有土地承包权。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时,完善配套政策,明确土地承包权的功能权属、设定受让人范围,让农户对持有土地承包权有着稳定合理的价值预期,从而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土地承包权。

从耕者有其田到耕者耕其田——基于土地承包权的流转

耕者有其田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观点并付诸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土地所有权的平均,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在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还权赋能,使承包户对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的目标得到充分实现,但是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却遇到困境:具备转为市民条件的农村居民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权、享有地租收入和各种农业补贴收入,而转包土地的农户需要支付较高的地租,面临较高的违约率,难以享有国家农业补贴,耕种的积极性不断下降;很多地方重新出现了土地抛荒、无人愿意转包的现象,改革之初的初始公平被打破,同时,农业生产的效率也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定会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文章认为解决当前农地经营权流转困境的出路在于实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对具备条件退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村居民进行甄别,积极制订土地承包权退出的补偿方案,为真正愿意扩大经营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耕者经营更多土地创造条件。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耕者的收入,而且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农户特征、地域差异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是深化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据推拉理论模型,农户退出土地行为不仅会受到农户自身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安徽省、江西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农户退出土地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从两省总样本来看,年龄、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家庭成员是否取得城镇户口、离最近城镇距离对土地承包权退出都具有显著影响;从省级层面分样本来看,年龄、非农收入占比、家庭成员是否取得城镇户口等特征变量对安徽和江西两省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相同,但受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家庭收入水平、承包地面积等特征变量对两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不同;对安徽县域层面的分样本回归表明,除年龄变量影响存在差别外,其他变量影响和安徽总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坚持自愿退出原则、增强农户土地退出动力、兼顾地区发展差异、统筹城乡协同推进等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愿意退出承包经营权吗?——基于转向不同级别城镇的视角

基于川、鄂、苏、黑四省1 712份问卷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转向不同级别城镇(乡镇级、县市级、地市级、省会级)农业转移人口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样本总体看,城镇级别对农业转移人口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相较于转向乡镇级的农村人口,转向省会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经营权,转向地市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承包权;省际差异下,相较于转向乡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向省内地市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经营权和承包权,转向省外省会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经营权,转向省外地市级的农业转移人口最不愿意退出承包权;转向各级别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经营权和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对此,提出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转向动态机制、构建分类化多层次退出机制、注重乡镇和县域小城市发展等建议。

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关联性研究--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例

探究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联性,对制定承包地退出与宅基地退出的联动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黑龙江省海伦市28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挖掘样本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间联系。结果表明,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家庭户籍人数、宅基地是否闲置及是否为建档立卡户共同影响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是否购买城镇住房、非农收入比例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承包地退出意愿;是否有城镇定居意愿、村庄地形等因素显著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因承包地退出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促进关系,政府应从保障农民切身利益出发,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并基于二者关联性,因地制宜针对性地分批分层构建承包地退出与宅基地退出联动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的特征和背景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联系特征、搬迁特征、农地权属认知、承包地特征等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陕西渭南、安康两区(县)4个搬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高。若政府给予一定补偿,57.19%的搬迁农户选择退出承包地,说明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已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定居意愿较强,但身份认同不足。运用Probit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有城镇定居意愿、城市身份认同及离农程度较高的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强;(2)搬迁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对其农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不会受损、承包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搬迁农户,其退出承包地的意愿更强;(3)搬迁时间和耕作半径增加对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4)已经完成确权、户主年龄较大的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更强。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重视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稳定搬迁农户预期等对策建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调查——基于上海四区1255份农村调查问卷的分析

上海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需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政策实施区域要有较高的城镇化率;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扎实;政策实施区域要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要制订出台相关引导性政策。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应考虑以下措施:因地制宜确定选择退出模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户籍制度配套改革;继续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必然造成部分农户与农村土地的分离。本文基于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77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把农村土地退出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两大类7种方式,考察了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并运用mv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土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研究发现:家庭劳动供养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抑制农民用承包地换工资收入;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更愿意转让承包地;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对农民用宅基地换城镇房有正向影响;家庭规模较大、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更愿意用宅基地抵押贷款;年龄、劳动供养率、离农程度对农民的宅基地出售意愿有负向作用。为了引导农民退出土地,政府要完善农民退休和农村土地退出的顶层制度设计,为异质性农民退出土地提供灵活、多样的制度安排,加快推进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尤其是推进闲置宅基地以合适形式进行交易。

离农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影响因素及模式分析——基于安徽省宿州市的调研

通过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对离农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整理分析,并介绍了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国内实践。为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在安徽省宿州市进行了调研,发现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是影响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首要因素。依据这个影响因素,对农民的土地依存类型进行了划分,并结合调研数据,对土地承包权退出模式进行了分析,为未来我国相关政策设计及模式构建提供了依据。

农户林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方四省400个农户调查数据

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基于南方4省集体林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林地资源禀赋、林地确权情况、预期风险与认知水平五个关联层面对农户林地承包权退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林地规模、林地细碎化程度、是否存在林地产权纠纷等对农户林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种类、林地自然条件、是否存在生计风险、家庭林业收入以及林地重要性感知程度等对农户林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反向影响。故此,为促进农户林地承包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一要实行差异化的区域林地退出政策,二要大力培育农村新型产业,三要强化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四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通过以上措施有效作用于农户林地退出意愿的行为影响因素,推动农户林地承包权退出依法有序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