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兼谈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它集中地反映了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强烈的政治关怀与积极入仕的向往,对君主专制的激烈批判与对政治改良的构想,等等。尤其是在构建理想社会体制模式中,他从革除明代弊政角度出发所提出的诸多观点,都具有某种近代启蒙思想萌芽的倾向。但这种思想显然不能与近代民主思想相提并论。正确估价其思想意识发展程度,仅从其作品本身进行文本的解读是很不够的,而应当多方面地联系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及其思想认识的基本倾向。这种整体性、联系性的认识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对“明君圣主”形象的建构——从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明刻本的文章取舍看编纂者的用意

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御制文集。该文通过将其现存的几个明刻本中的篇目和《全明文·第一册》所载的朱元璋文章相比较,指出《御制文集》的编纂者遗漏了两类文章:一类是表现朱元璋与元末其他义军首领敌对关系的,另一类是语言俚俗、写作粗糙的。这种作法很可能出于一个目的——对朱元璋"明君圣主"形象的有意建构。

中原花神刘阿斗:大智若愚,明智之君——为后主刘禅正名

刘阿斗即刘禅,后人多评价其为昏庸无能之君。其实,刘阿斗是大智若愚的明智之君。他少年临危受命,实施了"无为"而大有所为的方略,与诸葛亮演绎了一段明君贤相的千古绝配。他的降魏顺应了统一大局,是大智若愚,并多行善事。"乐不思蜀"是由当时历史背景决定的刘禅的明智之举。其"花神"地位对后世阿斗寨地方花卉产业发展的影响至今犹存。

从英主到昏君:明英宗形象嬗变探析--兼论“清廷诋毁明朝说”

明英宗在明清史籍中的形象经历了从英主到中主再到昏君的变迁历程。《明英宗实录》将英宗塑造成近乎尽善尽美的英主。明中后期私修史书将英宗重塑为功过参半的中主,该评价模式一直持续到清前期。乾隆朝官修史书最终将英宗形象定型为始终昏聩、大权旁落的昏君。英宗形象嬗变的主要推动力是不同修史主体的政治需要。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清廷对明朝皇帝既有赞美也有批评,所谓清廷为抬高自身而刻意诋毁明朝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司马迁的法治理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碰撞

实现"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治,也是司马迁的法治理想。司马迁用他实录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这种理想的特定历史条件是"兼听"的明君和"守法不失大理"的执法者;君权至高无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不能容忍"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治;即或出现所理想的法治局面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明君德政: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一个面相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王朝更迭,因此君主及其治国理政就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历史记忆的塑造,树立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形象和德政典范,批判暴君和弊政,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明君德政以三代圣王为典范,唐宗宋祖等继之而起,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明君德政谱系。与明君德政相对的是暴君弊政,主要以桀、纣、秦始皇、隋炀帝等为代表。明君与暴君、德政与弊政,成为历史借鉴的主要对象,而历史教育则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历史借鉴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历代兴亡成败之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成为明君德政的象征而广受重视。中国古代史家和政治家关注的是如何从明君德政中吸取历史经验,从暴君弊政中获得历史教训,前人的为君之道成为历史教育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宣扬明君德政和批判暴君弊政,可以树立君主的理想化人格,塑造治国理政的理想化模式,为当世君主提供借鉴和警示,这是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价值所在。

明君贤相:古代中国理想的政治组合——论殷高宗武丁与傅说政治组合及其深远影响

明君配贤相,是古代中国普遍的理想的政治组合。殷高宗武丁与傅说则是这一组合的典范,同时也是后世士人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