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以T县街道设置为例

县辖街道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且日渐成为县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论文结合一个县域撤乡镇设街道的现实案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力图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梳理其调整动因、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并与政区改革三重逻辑理论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镇街道重构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T县街道设置的初始动因与具体方案的设置深受经济发展、权力博弈以及政治妥协相关因素影响,直接表现为捕获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降低开发区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取行政等级体系中的合法性,体现出市域撤县(市)设区逻辑在县域尺度的重复再生,而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治理因素并未成为方案设置的重要依据。乡镇改街道存在潜在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厘清县城建设、城乡融合与街道设置之间的关系,谨防县域街道设置陷入短视化误区,背离其保障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职能。

撤县设区后农户收入提升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政策评估

撤县设区是近年来中国实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政策。那么,在“农业县”向“市辖区”转化的过程中,农户的收入水平提升了吗?基于2006—2020年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撤县设区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被撤并县的农户收入。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快速城市化,会将较多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从而降低农村人均资源保有量;另一方面,撤县设区也会影响原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出现“越位“”错位”等问题,从而降低农户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展普惠金融与财政权力下放能够作为撤县设区降低农户收入的纠偏机制。

行政区划调整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撤县设区”的经验分析

行政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行政区划调整须促进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才能有效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撤县设区”弱化了被撤并县域与市辖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可以促进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外部融资增加,并通过产业集聚的竞争加剧效应和创新成本降低效应激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采用2011—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和专利授权数的增长,其中存在“撤县设区—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促进地区产业集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3条影响路径;“撤县设区”的民营企业创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撤县设区”促进了二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但对第一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撤县设区”并未对周边未撤并县域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应将构建统一大市场作为重点工作,营造更为开放公平共享的市场环境,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撤县设区的经济效应研究

科学合理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地方发展的有效途径,而“撤县(市)设区”政策是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方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定位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撤县(市)设区”政策是否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需要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文章基于2010—2019年共101个县域样本面板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政策实施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从政策实施的具体区县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两个层次进行效果检验,以综合研判“撤县(市)设区”政策对经济发展、区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撤县(市)设区”政策的实施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体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够加快经济发展进程;“撤县(市)设区”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具有明显地区差异,重庆市的实施效果优于四川省;政策实施的促进作用为短期激励,且需经历一定适应期方能充分调配市政资源驱动县域经济发展,激励作用会随时间逐渐减弱。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产业聚集效应在政策实施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撤县(市)设区”政策的实施可通过扩大城市规模、促进区域内大量企业聚集而带来的产业聚集效应来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产业聚集效应能够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信息交流与提升分工合作效率,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行政区划,应考虑各地区发展条件,因地制宜地实施区划调整政策;协调中心城区与外围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根据区域未来发展规划,及时调整城区功能定位与县域发展格局;提升政策实施经济效率,科学合理挖掘资源潜力,优化区划调整内涵。文章从理论假说出发,经过系列实证分析检验,对典型内陆经济增长极县域经济区划调整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拓展区划调整影响效应研究,可为地方政府行政区划优化提供一定参考。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行政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县市级行政单位改革(即"撤县设区"政策)对改革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1997—2014年长江流域192个县级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使用了PSM核匹配下的双差分方法分析县改区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县改区"政策确实能够给县域经济注入活力,并且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各大经济指标的变化规律,发现政策实施时间越早,对经济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通过双差分和PSM后的双差分结果的对比,表明匹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撤县(市)设区”与政府职能关系的协调

现今,在城区发展空间的需求和政府行为的政绩推动之下,"撤县(市)设区"现象不断涌现。文章通过对撤县设区的推动力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中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公共权力的配置困境,政府行为随意性的症结在于政府职能关系的模糊不清。中心城市政府与其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及其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协同,是撤县设区顺利进行以及政府基本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核心要素。因此,提高撤县设区的政策有效性需要促进政府职能关系的内外协调。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及其地域差异——以唐代乡里制度的实行为中心

乡里制度在不同地区是否得到实行,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实行,反映了王朝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方式与程度的差异。根据唐代乡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实行状况,可以将唐代对其疆域与民众的社会控制区分为4个圈层:第1个圈层是以汉户为主的正州县,较严格地实行乡里制;第2个圈层是以蕃胡夷蛮为主体的正州县,努力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但其乡里编排或未能全面遵守相关规定,且不稳定;第3个圈层是有版羁縻州县,其首领多以其固有的社会组织管理其部众,并向唐王朝申报所领民户,但也有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第4个圈层是无版羁縻府州,仍然实行其固有的社会控制制度,且不向唐朝上报户口版籍。唐代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本质上乃是"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控制方式。

略论清代贵州改卫归流

从康熙元年裁并诘戎、乐民等千户所到雍正五年将五开、铜鼓等卫改设为县,贵州"改卫归流"经历了大约70年才渐告完成。改卫归流适应了地方行政建置改革发展趋势,使贵州省属政区类型趋于划一。同时,也从土地、户口、赋役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充实了贵州立省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行政区划调整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撤县设区作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需要量化其资源配置效率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撤县设区的匹配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撤县设区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的撤县设区政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状态。这一政策主要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恶化,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可能受到城市扩张所引起人口迁徙的影响,而资本更有可能受到政府间财政关系转变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全等因素的影响。第二,因为撤县设区政策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对总量生产率产生影响。撤县设区政策扩大了城市规模,增强了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总体TFP水平。第三,撤县设区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微观企业平均规模对总量生产率产生影响,而这一影响又表现出异质性特征。撤县设区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总体TFP水平的提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对中国今后进一步持续开展的撤县设区政策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撤县设区”能促进区域发展吗——基于浙江省1993-2013年县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在县(区)域经济领域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梳理,整理浙江省原69(现58)个县(市)近30年经济发展的数据,对县域经济进行规模分析和产业结构分析。首次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改进,把技术增长中重要的因素,即劳动力要素的受教育程度内生化分析,并运用该模型对县域经济和"撤县设区"后区(以余杭市等为例)经济作对比研究,证明"撤县设区"的政策并没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市管县体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新地级市设立后市辖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水平协同发展,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管县体制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夜间灯光和经济统计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方法评估1993—2007年市管县体制确立过程中新设市辖区的发展绩效。结果显示:第一,市管县体制的确立对新设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市管县改革一方面促使新市辖区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实现了地级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集聚。市管县体制的确立使新地级市政府成为完整的行政主体,其经济发展主动性显著提升,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中等城市化初始集聚过程,形成了产城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这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逻辑。

宜宾市“撤县设区”背景及影响分析

"撤县设区"作为一种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宜宾市"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扩大了市辖区规模,促进了政治区和经济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宜宾市"撤县设区"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探讨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宜宾市的双重影响,提出在实施该政策过程中的改进措施,为促进宜宾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熵值法的中国撤县设市潜力评估研究

撤县设市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器。自2013我国重启“撤县设市”审批以来,已有大量的县获批设市,这充分反映了撤县设市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重要趋势。通过撤县设市,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对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优化中国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缓解大城市发展压力,增强城市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从人口、经济、城市建设三个维度出发,选取了10个相关指标构建了撤县设市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爛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中国各县综合得分。最终,根据各县得分情况,选取了120个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并将之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撤县设市的候选对象。通过此项研究,以期为未来中国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参考借鉴。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城市化方式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使用撤县设区数据,利用psm-did的政策评估方法,分析政府推动型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并选择县或区的GDP占比作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标准,进一步研究撤县设区对不同地区GDP增长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撤县设区促进了地级市的经济增长,这个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使用被撤县和原市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更加有利,能显著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对原市区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正向作用;(3)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形成的城市化效应对区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高城市内部的市场化水平。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城市化进程应该坚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纲要》的指导方针,在推动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传统的行政区划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通过实施撤县设区的政策调整行政区域划分。本文从撤县设区政策出发,在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建立数学模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主动适应型”撤县设区对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更加显著;对高行政级别的城市而言,撤县设区反而不利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清代香山县基层建置及其相关问题

自明代澳门开埠至晚清国门洞开,香山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香港、广州等地区形成优良的地缘关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及时代地位日渐显要。关于此,学界围绕着其城镇形态、区际流动、海外移民、商人社会、留学运动、政商人才等话题均有不少精彩论述,不过对历史上香山县基层建置及其区划结构变迁则论述不多。“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历史上县下基层建置及其区划的结构合理、功能有效,直接关系到整个基层社会的正常管理与运转,亦关乎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本文意在对清代香山县基层建置之变迁及其属性加以论述,立足个案,从历史政治地理的视角,考察一般地方政权管控基层社会的区划架构,同时考察沿海地方政权对域内海岛的日常行政管治。一 明清以来的乡都制清代香山县基层区划建制沿袭明制。明嘉靖年间,其基层区划的基本设置为10乡10都1坊,即全县统设为10乡,除其中1乡领1都1坊外,其他9乡各领1都,而每个都(坊)各领若干图、村(街)。此外,为解决番禺、新会、顺德一些大户在香山的寄庄问题,以其寄庄户本籍所在县名为名号,另有侨立番禺都、新会都、顺德都,各领若干图。乡以统都(坊),都(坊)以统图、村(街),构成“乡→都→图、村”的基层区划层级结构(见表1)。

四川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区县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文章以四川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部100个创建区县为样本,并基于ArcMap10.2与SPSS19.0等工具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其总体分布特征为省域"西部为主、中部集中"、经济区差异明显;空间集聚特征与集中化程度为整体离散、局部凝聚,呈现核心轴带和组团圈层分布态势。通过成因分析,笔者发现空间分布和空间集聚度存在耦合关系,包括旅游资源数量及分布密度、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旅游总人数及收入等。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提升A级景区数量与等级、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探索全域旅游不同发展模式等建议。

海门“撤市设区”后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研究

海门自2020年8月“撤市设区”后,明确提出“全省市辖区经济总量进前十”和综合实力跻身“全国百强区二十强”的目标任务。本文通过调研和数据研判,就海门经济进位可行性的现实基础和发展态势进行研究,提出创新驱动、产业协同发展、重大项目推进等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海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