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与远程视频作证——基本权干预的视角

面对刑事诉讼证人出庭难的实践挑战,远程视频作证成为技术层面的创新应对之策.然而,以证人在线出庭作为传统线下出庭的替代方案,存在正当性疑问.证人出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更是确保对质诘问权得以实现的程序保障.被告人与证人的直接对质诘问,是人的本能追求,也被国际司法规范认定为公正审判的基础性要求.从我国宪法文本出发,可以推导出对质诘问权的基本权地位.作为诉讼行为的远程视频作证,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对质诘问权的核心内涵,从而具有基本权干预的性质.为规范远程视频作证,确保基本权干预的正当性,立法需要为其设置适当的正当化事由,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同意、证人无法出庭及证人保护等.

质证权语境下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研究

通过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经过证据准入和评估两个阶段,主要围绕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审查展开。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可信性的质证存在证人不出庭、质证能力低、质证运行差、质证后不评价和忽略非语言行为等问题,导致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不足,庭审质证虚化,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应从“证言三角形理论”分析证人证言的形成机制,明确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内核,进而确立证人证言审查重点,即证人证言的法律可信性、逻辑可信性和补足可信性,并设置“三步走”可信性审查模式,以弥补现有证言可信性审查的不足,提升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

浅析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较少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对策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大背景下,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已然转变为服务于审判的诉讼准备活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较少出庭作证,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相关法律规则的规避。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庭审未完全实质化、运行模式掣肘、公安机关的被动应付、侦查人员的抵触情绪和现实制约等因素。通过树立现代文明司法理念、公检法的有效衔接运行、公安机关的全力保障和侦查人员专业有效参与,逐步完善和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保证庭审对证据的认定和裁判公正,进而促进庭审的实质化。

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比较考察及构建

近年来,强奸、猥亵儿童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高发。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如何在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保障案件的实体真相成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比较研究德国、挪威、澳大利亚、日本、南非、英国、以色列的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从优化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健全刑事庭前会议阶段、加强专业侦查人员的培养、适当引入中介人制度这四个方面探索构建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不出庭作证制度。

Witnesses＇ Appearance in Court and Guarantees for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Confrontation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

Study of the System of the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witnesses to appear in court in criminal case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right of confrontation of the defendant and achieve judicial justice.However,the witnesses in criminal cases refuse to appear in court and only give written testimony,and this has become a long‑standing problem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na.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China,amended and improved the system of the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in 2012.Nevertheless,if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China are not settled,the system of the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in criminal cases still cannot turn into practicable measures.

关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 ,证人不出庭现象的大量存在有其必然性。试图以立法强化对拒不出庭的证人制裁虽有助于促使证人出庭 ,但亦不能根本解决证人不出庭问题 ,被强制出庭的证人仍然会以未看清或已遗忘等为由拒绝提供证言 ,使司法人员真假难辨无法处置。因而 ,设定必要的法律条件 ,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和使用其庭外证言十分必要。正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 ,合理界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以及严格规范不出庭证人在法院之外提供证言的程序 ,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传唤制度和询问制度。中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作证率低,书面证言适用普遍,证人拒证、伪证相当普遍。现行有关证人作证立法上的缺陷,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要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建立证人适格制度、证人拒证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变通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建立完整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等。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刑事证人作证方式分析及其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证人不能或不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在法庭之外提供证言又是及时查清、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在实行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的同时,又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和补充。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漠视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会导致对证人不出庭作证采取片面、过激措施。正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合理规范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保障——以《波士顿警察局规则与程序规则320》为蓝本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一直都是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警察出庭作证之所以存在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问题规定的不够明确,另一方面是缺乏保障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从而造成警察不出庭理所当然的错误观念。在有关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保障方面,立法比较成熟的美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借鉴的蓝本,特别是《波士顿警察局规则与程序规则320》。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本质上属于证人、鉴定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对价,应由受诉法院向证人、鉴定人给付,且最终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由当事人负担。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也应由立法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这不仅是科学构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制度之应有要义,也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立法通例。我国现行相关规范不仅未厘清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性质,也未能合理界定其补偿方式和具体路径,更存在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以及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制度立法缺失等问题,导致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补偿制度适用失范。

专家证人制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运用及其完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专家证人诉讼制度。专家证人制度在各国,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对于解决技术事实争议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一直在积极尝试技术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即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关于诉讼辅助人制度的规定,同时借鉴域外法的规定,探索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与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相结合的方式,协助法庭查明相关技术事实。有关专家证人适格性标准、专家证人出庭方式、专家意见可采性标准以及裁判文书表述等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满足了解决技术事实认定难的司法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专家证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不断积累了经验。实践证明,通过司法实践不断加强实际操作,总结、研究并提炼相应规则,专家证人制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完全可以与传统司法技术鉴定制度并行存在并获得发展。尽管专家证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困难重重,但稳步推进是知识产权审判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与新展望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刑事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确立了"鉴定意见"的称谓、建立了鉴定人作证的特定保护制度、完善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取消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鉴定权、创建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等。这些新发展在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保障鉴定人、当事人等的合法权益、促进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乃至证据法制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未来还应在立法技术、司法鉴定启动模式、鉴定人出庭作证、强制鉴定以及司法鉴定期间等方面继续推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发展与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确立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强制作证、拒绝作证的处罚、证人补助(偿)制度,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指导思想的顾此失彼,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在认识上的偏颇,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可能让缺乏系统化和科学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发挥效用,其立法意旨难以实现。在《修正案》的实践中,我国应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让证人真正出现在法庭上,让证人的当庭作证不再变成"审判秀",而能对控诉、辩护和裁判都产生直接影响。

以审判为中心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践思考

近年来,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围绕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开展了学术探讨和试点实践。以S市C区法院为研究样本,认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实现证据裁判和实现人权保障三方面诉讼价值。同时,该制度在证据裁判操作规程方面还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出庭范围、当庭证言与庭外证言的采信规则、质证环节的交叉询问规则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同时,还需要从庭前沟通、证人保护、物质补助等方面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机制,切实发挥该制度在庭审中心、审判中心格局中的关键作用,确保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证人,缘何命运如此“悲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反思

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司法的一大顽疾 ,大多数人对此开出的“药方”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如反思一下 ,强制证人出庭缺乏基本的理由支持 ,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同时也不符合证人证言发生的内在机理。中国的司法现状与传统对强制证人作证来说也是很大的障碍。

刑事庭审对质程序新论

庭审对质作为特殊的人证调查方法,对核实人证有重要作用。关于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法庭调查的司法解释扩展了对质主体范围,明确了对质询问的适用条件和目的,规定了调查方法。从实践看其仍然适用范围较窄、适用比率偏低,以致控辩双方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为落实该司法解释的要求,完善对质程序,需要适当把握对质询问的启动条件和适用方法,支持控辩双方对质询问,改善对质模式。应保障被告人“对质权”,同时避免被告人参与对质的负面效应;应防止被害人的当事人身份影响对质的客观性,同时应防止对质造成被害人“二次伤害”;还应提高人证出庭率,构建对质询问条件,提高控辩审操作对质程序的能力。

证人出庭制度研究——从完善刑事诉讼的视角谈起

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中的一种,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十分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诉讼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证人出庭率却十分低,从各地的统计数字来看,证人出庭率普遍不足5%。甚至在一些案件中,证言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作为陈述证言的证人却拒不出庭,其实就意味着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所以,在运用这种证据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要求证人出庭接受审查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试从刑事诉讼入手,分析解决证人在诉讼中出庭的问题。

论证人隐蔽出庭:安全基础上的效率与公正

证人隐蔽出庭制度由于不暴露证人真实身份,可以有效地化解证人的安全性顾虑而提高证人的出庭率,从而有助于审判的公正进行。同时,证人隐蔽出庭制度较之于传统的证人保护制度而言具有更好的效果和更低的成本,从而实现一种安全基础之上的作证效率与审判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