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发生的多重路径选择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开始实行改革措施,先后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全面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程,有效地刺激着近代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学堂乐歌题材类型多样,蕴含丰富,已经具有中国新诗的基本雏形,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

夏承焘与夏敬观词学交游考论

民国词坛大家夏承焘与夏敬观的词学交游可分两阶段:一是1929年至1938年,夏承焘在杭州,夏敬观在上海,主要以信函往来;二是1939年至1942年,夏承焘因战乱避居沪上,以午社雅集为中心,与夏敬观交往密切。民国时期是“二夏”词学“交集”期,其交游具有层递性与连续性。夏敬观提携夏承焘,体现词学代代承衍;同为“新变派”,二人围绕“四声之争”辨议词学,共同架构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过渡的桥梁。

试论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

民国旧体诗话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期间均有创作,其中南社诗话的革命倾向,滑稽诗话对社会人生的嘲讽、批判,其他较为突出的旧体诗话强烈的现实关注,彰显了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相对于此前的旧体诗话显示出了可贵的现代性思想质素。

旧锦新样:清末民初马君武诗歌

在清末民初诗坛,马君武是置身时代主潮的不可轻忽的新派诗人,其诗歌创作贯穿20世纪初年先后兴起的诗界革命、革命诗潮及随后形成的革命文学社团南社兴衰的全过程,"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是其主旋律,"须从旧锦翻新样"是其诗学宗趣。清末民初马君武诗歌是透视近代诗歌新变脉络中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之间的历史关联的典型个案。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尊体之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尊体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二是从创作实践之难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三是从有补于诗歌艺术表现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上述几个维面所形成的论说线索,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对词之体制的推尚,标示出传统词学尊体之论走过一条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道路,甚富于历史观照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

民国词史的失踪者——吴眉孙的文学交游及词学贡献

民国词人吴眉孙在当时虽享有美誉,身后却令名不彰,是民国词史上众多"失踪者"之一。其人长期在金融界工作,因得益于早年所受传统教育,有着相当深厚的旧学根底。且与当时旧式文人文酒诗会,交游密切,诗词吟咏相当活跃。其生前结集刊行的词集《寒竽阁词》,内容丰富,感情真率诚挚,疏旷洒脱,风格兼有清丽与雄放之美。同时,在词集校勘与词人考订、词风与词派、词乐与词律等方面,吴眉孙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成果丰富的著述,是当时词学界颇为活跃的词学研究者。

1912-1949年外国诗的文言翻译

民初以来,诗歌翻译在文言和白话不同的语言形态和两种不同的知识型层面上发生,并成为中外文化交往上愈来愈重要的实践活动。新文化一派则视诗歌翻译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鼓吹白话及新诗体的翻译,并放逐了文言及其传统格律诗体。坚持文言翻译的尝试延绵于整个20世纪,这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

文学革命背景下的旧体诗社创作——以苔岑吟社为例

文学革命时期,居于文坛正统地位的旧体诗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批判,其在公共文学空间中慢慢失去话语权,逐渐被边缘化。然而,旧体诗人大都在其诗歌圈中坚持写作,武进的苔岑吟社是这一时期旧体诗社的典型代表,是坚守旧文化、旧文学之人的一次集结。他们的创作有着很深的感伤情绪,年轻的诗人还有"自我零余者"形象的刻画。灵魂之孤独,生命之震颤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时代病"。

民国时期唐诗选本选型论

民国时期的唐诗选本,从诗选外部特征、选诗的目的、功能以及撰写方式等三方面来划分,可以划分为多种"选型"。对其选型的划分与分析,既是对此时众多的唐诗选本的横向梳理,还有利于我们全面掌握民国时期唐诗选本的基本特征,为进一步阐述其历史价值、阐释民国时期旧体诗的创作环境、创作理论等提供新的视角。

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体派之宗论

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体派之宗论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偏重于推扬婉约体之论,二是主张婉约与豪放不可偏废之论。此两方面线索各见承衍,各有推阐,客观上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交集与建构关系,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批评中的体派之宗论,将传统词学中体派宗尚的历史意义与批评拘限更为明确、充分地揭橥出来。

论民初外国诗翻译上的分裂

民初以来,诗歌翻译在文言和白话不同的语言形态和两种不同的知识型层面上发生,并成为中外文化交往上愈来愈重要的实践活动。新文化一派则视诗歌翻译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鼓吹白话及新诗体的翻译,并放逐了文言及其传统格律诗体。坚持文言翻译的尝试延绵于整个20世纪,这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

民国时期新诗讲义搜集整理与研究综述

为扩大白话新诗的影响,新文学先驱者们自白话新诗诞生之时起,通过撰写新诗讲义进行课堂讲授,一方面传播新诗,另一方面又收集和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新诗讲义对于新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搜集整理民国时期白话新诗讲义,对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有关新诗讲义的研究在取得部分成果的同时,存在诸多局限。

从史料还原、文本解读到诗学建构——民国诗歌研究的三个方法论案例

民国时期的中国诗歌研究有着三个方面的困难: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理、进入诗歌文本的基本方法以及中国新诗自身诗学框架的建立。刘福春、孙玉石与骆寒超三位先生分别在这三个方面做了认真的探索,贡献了值得重视的学术经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新诗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论说,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探讨。其中,第二个维面主要包括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要求之论;第三个维面主要包括词作"情"与"景""意""辞"关系之论。上述几个维面继续多向度地展开了古典词情之论,标示出了传统词情论的有效延伸与发扬光大。

黄咏雩爱国词浅析

黄咏雩抗战时期词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与较高的艺术性。其词以日本占领香港为界,可分两期:前期主要抒发对日寇肆虐的愤慨,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后期侧重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广东人民的真实心态。词风悲凉,其原因除时代特征外,还与作者意象选用、声响与色彩的渲染以及典故的使用有关。

清末民初女性西游与诗歌创作

清朝末季,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声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国门看世界,到民国初年,她们的身份也从最初的"公使夫人"和"出洋的教会女子",逐渐转变为"游学生"和"留学生"。出国行为就个体而言是一种人生选择,而当个体汇聚为群体时,研究这类人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考察不同身份的女性西游及其域外诗歌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揭橥清末民初知识女性负笈重洋的复杂心态和文学诉求,也可以拓展她们的学术视野,催生她们的文学作品完成文体和时代的跨越,进而完成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提升。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地位的转移——以结社为中心的讨论

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造成了一大批文人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空间迁移,也随之造成了文学地理版图上新的文人群体分布。文人群体在新的地理空间的聚合也衍生了各种文人结社,这展示了文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文学语境的建构之中。诗社的地理分布变化展现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段中文人心态的复杂历程。

传统的固守:民国词人仇埰词业活动及其文化立场

仇埰早以教育名家闻名,五十以后肆力为词,为时人所称许。先后参加"仓庚"唱和,组织蓼辛词社、如社、午社,与民国主流词坛关系密切;同时,又以馀力整理乡邦词学文献,辑录《金陵词钞续编》。其词业活动是传统词人的习惯做法,且在民国"体制内派"词人中颇具代表性。在西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仇埰诸人的此种活动,背后隐藏着对新文化的警惕,以及寻求文化归属的心理动因。

民国时期重要诗人薛正清

陕西韩城籍诗人薛正清是民国时期重要诗人。其诗歌的基本主题是忧国忧民 ,表现了诗人高尚的爱国情操 ,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艺术上则善融景、事、情、理于一体 ,将客观冷静的叙写与以高度概括的意象抒情相结合 ,格律娴熟 ,语言凝炼。

求深求真:民国词学研究摭谈

新世纪以来,民国词学在文献史料整理及词学学术史的研究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面对极为丰富的词学文献,披沙拣金,发掘属于民国词学特质的史料,实现从文献建设向理论建构的转变,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而注重问题导向,努力解决共时性场域里的词学问题,也是研究的关键。就民国词学而言,首先要揭示民国词在内容及情感上的新境,而对于民国词学新意的开掘也是展现其理论批评特质的必由之路。另外,从具体作品入手,密切联系时代人文,去发现属于这个剧烈动荡时期的特定文人心态,也是民国词研究不能忽视之处。唯有求深求真,在展示词史新境、开掘词学新意、发覆词人心态等方面不断努力,才能展现更为全面、真实、独特的民国词学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