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家族》的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

迷失与救赎——从电影《我是山姆》看现代女性精神生态困境

从精神生态学的视角看美国电影《我是山姆》,可以发现该影片细腻地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精神生态困境。由于现代女性承担的社会与家庭责任越来越复杂,其角色也不再单一,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的交互冲突不仅导致家庭关系的异化,而且使得职业女性与自身主体的关系也出现了失衡。正是这种异化使得现代女性陷入精神生态困境,而重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和谐关系才是走出精神生态困境的途径。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这一方面体现了严歌苓对海外中国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她也以这些女性为视点,来返观和审视西方文化。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艰难地生存于中西文化夹缝之中,处于"看"与"被看"的历史境地。她们在被动接受西方人救赎的同时不忘对其审视,在自立自强之中充满对自由的渴望。"救赎"与"自由"是严歌苓审视海外中国女性的两个基本视角。严歌苓颠覆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救赎神话,同时以自身的实际经验,探讨了海外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的途径及其可能。

《暂坐》:城市喧嚣中的精神栖息与救赎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以西京城为背景,利用空间转换和关系设置来谋篇布局,勘探人生和人性。茶庄是小说的核心叙事空间,并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叙事。主人公海若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反映了现代城市女性一种有代表性的困境:在无休止的欲望追逐中迷失自我,在日渐困窘的精神泥沼中左奔右突。另一重要人物冯迎与“活佛”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她的始终“不在场”和神秘去世,暗示了世俗与“活佛”的难融、西京城“暂坐”中众生精神的困顿以及实现救赎的渺茫。

女性救赎的虚妄——小说《那个人》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高长虹小说《那个人》在第一个叙事圈套里,通过对女性优伶、女艺术家"布满了悲苦"的现实生活的不幸遭遇的叙述,讲述了女性不幸的历史,针砭了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压抑,对女性不幸的遭遇表达出深深的同情,对男权社会和文化的虚伪与残忍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第二个故事叙述里,借小说家谢与同小说虚构的"花之女神",预设了女性冲破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阴霾而获得救赎的"乌托邦"理想,而"乌托邦"的最后坍塌象征着女性救赎的虚妄。

寻找失落的精神“伊甸园”——基督教文化视域下《百年孤独》的原罪意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体现出深重的原罪思想。这部旷世之作不仅表现了原罪的多种存在方式及产生原因,也向我们传达了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主旨。在《百年孤独》中,基督教文化的原罪不仅具有全家族性而且还是整个马贡多社会的缩影,无论是人自身还是社会整体,"原罪",都是难逃的宿命。而人与社会怎样超越原罪的纠缠,并选择灵魂的重生是这部小说所要传达的主题。

出走堕落的娜拉——《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日出》比较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曹禺的《日出》,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性出走后堕落的故事,但是这两个故事恰好前后承接,互为文本,演绎了女性出走后,因经济原因受诱惑而堕落,在堕落中必然走向死亡的全过程,由此传达了两位作者对女性问题的不同思考。

论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妇幼的救助

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义赈。鉴于河南大量妇幼被卖、人种欲绝的严峻形势,江南士绅与豫苏两省官方合作,采取官截民遣的方式,由官方设卡拦截,民间力量筹款设局,对被卖妇幼实施代赎、留养和资遣。经各助赈局及专门代赎机构的努力,代赎妇幼的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江南士绅之所以要对妇幼实施特别救助,除妇幼在灾荒年间最易受到伤害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妇女被卖关乎名节,幼孩被卖有关宗嗣。对这两类人进行特殊救助,能够寓教化于救荒之中,在救荒的同时,维持灾区的教化,使灾区民众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能延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救命兼救心,这正是江南士绅赴河南义赈的双重使命。

《Dressmaker》:男性阴影下女性的救赎与复仇

影片Dressmaker改编自澳大利亚女作家Rosalie Ham同名畅销小说。女主人公缇丽年幼之时被冤枉杀人遣送出镇,学成裁缝回到故乡探求当年真相,在经历三次救赎失败后,看透了小镇人的恶,虚伪和善变,走向复仇之路。影片并不是单纯的复仇片,影片导演和原著作者均为女性,更深刻地从女性角度来刻画男权人物以及男权阴影下的各个女性人物。

道德归罪与自我归罪——论海岩电视言情剧的性别政治

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到《玉观音》,在海岩演绎的一个个缠绵悱恻、错综复杂的男女爱情故事中,都深藏着一个人性的“罪与罚”的主题,这种“罪”与“罚”又大多由女性承担,为什么?论文分别从“道德归罪”与女性邪恶原型;“自我归罪”与女性认命心理论述了海岩的电视言情剧所隐含的性别政治。

“欲”中沉浮 “浴”中救赎——论铁凝《大浴女》的欲望书写与人性观照

《大浴女》是铁凝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以女性群像为主体的欲望图景,力图通过钩沉历史场域中的欲望压抑,揭露特殊年代中失控的权力对生命本体的伤害和异化;通过凸显现实镜城中的欲望升腾,展示纷繁的现代社会消费主义使人们迷失彷徨的境况。作家以女性独特的生命成长体验切入,一方面展现女性主体意识艰难生成的过程,对两性关系理想化的探寻;另一方面勘探幽深复杂的人性腹地,直面生命困境,试图重构理想的精神家园。作品完成于本世纪初,它倾注了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对历史、现实和人性深刻的思考与温暖的期待。

简析《白鹿原》中女性的生存境遇

《白鹿原》塑造了一大批生动活泼的女性形象,细致刻画了传统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书写出她们被忽视、被压抑的历史。她们或消极顺从命运的安排或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结局都一样悲惨,只有少数个别女性能够善始善终。《白鹿原》既是一曲传统女性的悲歌,也是一曲传统女性的挽歌。

被凝视的“景观”与被构建的“他者”——论老舍小说连环画改编中沦落女性的图像再现

老舍在《月牙儿》《微神》和《骆驼祥子》等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沦落风尘的女性形象。在连环画改编时,绘画者主要通过相貌、神情、服饰等成像要素,对老舍笔下的沦落女性进行图像塑形,并运用单幅、连环、并置等图像叙事方式和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再现了她们沦落风尘的悲剧。由于老舍及其作品的改编者主要是从社会文化层面关注这些沦落女性的悲剧命运,因而她们在语图转换中仍然是被凝视的“景观”和被构建的“他者”。

赛珍珠《庭院中的女人》主人公吴太太的“自我救赎”

被称为“中西文化使者”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以其诸多反映旧中国民众生存状态的小说而享誉中西文坛。她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将中国文化向西方引介方面贡献卓著,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天分和文学思想。其中,以中国旧式封建家庭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庭院中的女人》被视为一部具有多重主题的文学作品。围绕该作品的主题解读,一直以来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女主人公吴太太在肉体与精神两个层面“自我救赎”的不同历程,对作品主题做出了新的诠释。

权杖下的失落与堕落——以毕飞宇《玉米》为内涵透析

毕飞宇小说《玉米》讲述了乡村女性玉米附庸在男权文化的外壳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隐忍、挣扎和爱情的幻灭后,在权利的诱惑下最终走向堕落的生命轨迹。从中可见在男权政治语境中以及在女性不享有话语权的男权视域的审度下,女性的流离失所和对个人命运的不可控。

重建女性神话的梦想——浅论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文坛异军突起,轰轰烈烈。在躯体叙事、弑父与恋父、母女之情与姐妹之帮等私人化写作领域都有惊世骇俗之笔,而重塑现代巫女、打捞女性经验、寻找救赎之路也是其主要内容,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是对男权社会进行拆解与颠覆。

人性拷问与自我救赎——论《山祭》对人性和人道的深刻揭示

《山祭》塑造了宋老师、冬花、姚子怀、庞聋得等一系列人物形象,通过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对比,来审视人性和人道。小说以宋老师为第一视角,通过他在观音山的工作生活经历,展现艰苦的自然环境对人性的考验以及荒唐的政治运动对人心、人性和人道的摧残。宋老师经历了由善良到堕落,再通过自我救赎重新找回人性的过程。小说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主要人物形象来揭露人性,同时又通过他成功的自我救赎来赞美人性,呼唤人性美。

不彻底的独立性——从张洁的《红蘑菇》看女性主体的建构困境

张洁的《红蘑菇》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里面饱含着她对女性、爱情、婚姻与家庭关系等话题的思考。小说通过对女主角梦白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不彻底的独立性"的描述,揭示出以梦白为代表的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在主体建构过程中遭遇到的社会和他者的外在制约、前进或后退的内部犹豫、放任与救赎的文化抉择的三重困境。

女性自我的迷失与救赎

薇拉是2015年俄语布克奖获奖作品《薇拉》的同名女主人公。由于种种原因,薇拉在童年时期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和精神创伤,这种童年创伤对其后来的生命轨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薇拉在爱的寻觅中不断遭受失落的痛苦与折磨。尽管如此,但她始终不失善良的天性与对上帝的基本信仰,历经种种磨难,最终获得心灵的释怀与安宁。本文通过追溯薇拉的命运轨迹,分析造成女主人公不幸命运的主要原因,并试图解读作家亚历山大·斯涅吉廖夫为俄罗斯女性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所指出的自我救赎之路。